量产古镇,我真看腻了_投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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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产古镇,我真看腻了

量产的古镇,稀缺的本地文化。不是所有人都有时间和耐心体会原始的目的地,依然有大量的游客需要“短平快”的旅游产品。
2022-08-12 13:14 · 微信公众号:九行  崔斯也   
   

量产的古镇,稀缺的本地文化。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古镇成为了都市人脑海中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毕竟,古镇天然地符合现代城市居民对于宁静氛围的想象——低矮的木质建筑、古朴的石板街道、小桥流水、游鱼飞鸟、夕阳西下。

但去得多了,你就会发现,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古镇越来越像了。它们都有一条古街,卖臭豆腐、芡实糕、明信片,街边都有红灯笼、手工艺品……日复一日地迎来送往,古镇成为了一个被架空的空间,存在于每一个旅游目的地。看着旅行时的照片,你甚至无法分辨它们的差别。

古镇,成为了你最熟悉的异乡。

从保护到量产

究竟从什么时候起,人们爱上了去古镇旅游?

江苏周庄是*个走进全国视野的古镇,其最初源于艺术家和学者们的发现。因为周庄风景优美,画家们喜欢到那里写生。1978年,著名画家杨明义到周庄创作了《水乡的节日》,因此被称为“发现周庄*人”。

之后的几年间,杨明义的好友陈逸飞和吴冠中也先后到周庄写生,陈逸飞以周庄双桥为灵感创作了《故乡的回忆》。这幅画后来被美国石油大亨买下,并在1985年送给了邓小平。这逐渐让周庄名声远扬。

另一边,学者们也注意到水乡的独特风貌。阮仪三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他从1985年起,奔走于各地古镇,反对盲目追求城市化,呼吁“刀下留城”。

他调研走访过包括周庄、乌镇、西塘等在内的多个江南古镇。阮仪三说:“如果说江南古镇是我的孩子们,那么周庄就是我的长子。”1986年,阮仪三的团队编制了*版发展规划方案——《水乡古镇周庄总体及保护规划》。

周庄本地古建筑得以修复,政府也着手旅游开发。1986年,国务院正式提出,要保护有历史或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在各方努力下,1989年,周庄古镇开门迎宾,当时的游客达到了5.5万人次。

从1997年到2001年,以周庄为首的江南古镇陆续得到修缮开发,周庄、西塘、乌镇、南浔、甪直、同里,这6个古镇成为了江南地区古镇的典型样本,并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古镇由此成为了全国旅游的大热选项。

随着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古镇数量的增多,各种各样的开发模式也不断涌现。周庄的开发衍生了知名的“周庄模式”,其特点在于有一套完整的古镇整体保护规划体系的支撑,以及出台相应的地方法规,这是由政府主导的古镇保护组织机制,然后再由本地原住民开设商业场所,通过旅游开发带来的收入反哺古镇保护。

后来还有“乌镇模式”,其更注重资本的积极运作,由旅游公司在初期进行开发。还有最初备受争议的“南浔模式”,其实施了古镇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以1.3亿元的价格将30年经营权出售给上海博大公司,强制拆迁居民498 户。

古镇开发原本是一种对于稀缺性文化的保护,而逐渐地,这些古镇开发模式在全国范围内被不断复制,甚至很多城市周边的郊区,都试图成为某个小型古镇,供人们短暂地旅行度假。

北京密云的“古北水镇”,一度成为了全国最“牵强”的古镇,它在司马台长城脚下,却几乎处处都仿照江南水乡打造,就像是从浙江空运过来的。但这依然挡不住其在运营初期就成为了明星项目。

古镇也渐渐从一种“保护”变成了一种“量产”。

古镇困境

商业化是古镇开发面临的*问题,作为旅游产业而翻红的古镇,需要靠商品维持经营。因此,为了创造更高的利润,那些知名古镇几乎都存在开设大量旅游商店、接待过多游客的情况,有些甚至导致原住民迁出。

早在1998年,苏州市就想开辟一条旅游公路,把周庄、同里、甪直三个古镇连在一起,带动周边经济发展,但这一方案会破坏古镇景观。为此,阮仪三几次致信相关领导,要求终止方案,甚至放狠话:“你开路的话,我躺到马路上去,让汽车把我轧死算数。”

这条公路最终没有修建,但经济效益依然是多年以来开发者们最重视的部分。大多数古镇在过去没有支柱性的产业,旅游是它们如今能抓住的救命稻草。古镇的居民们都知道,那些街道里的商铺,几乎都是面向游客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会有本地居民光顾。

结局就是,几十年过去,古镇逐渐变得越来越“不纯”了,它们大多只充满诸如石板路、古建筑、小桥、流水的“古代元素”。原本承载着一种美好生活向往的古镇,好像慢慢地丧失了曾经最天然的生活氛围。

刘沐灵是云南大理古城的一位民宿老板。2013年,大三的暑假,他*次到大理义工旅行,从此爱上了古城慢节奏的生活气息,因为在青旅认识了一帮玩得来的朋友,他索性在毕业后和女友一起来到大理生活。当时刘沐灵开始在一家民宿做合伙人,而女友帮人打理一间咖啡店。到2016年,他们已经在古城旁开了一间自己的民宿。

最初就是因为大理相对远离喧嚣的氛围而来此定居,在过去的近10年间,刘沐灵对于古城的变化有着自己切身的体会。他觉得,近几年,大理的商业化速度是惊人的:“正常来说30—40年的一个周期,在这个地方被硬生生压缩到了不到10年。

一个流量比较低的旅游地,突然一下变成一个网红景点、一个流量极大的地方。2016年最疯狂的时候,一个海景房不提前一两个月根本就订不到,而且房价就是完全虚高的状态。”

随之而来的,是曾经风貌各异的民宿、商户都被改造成了统一招牌,古城原本的土青砖被刷成了新的白墙。而当游客的数量增多,本地居民的生活成本也随之上涨。

游客们身份的变化是刘沐灵感受最深的,在2013—2015年期间,他所接触的客人有的是过来徒步的,有的是来攀岩的,有的是来探寻少数民族文化的,甚至有人是专程过来观鸟的——因为大理有很多鸟类保育区

很多人会花一两个星期时间过来,什么都不做,专门观察鸟类。“但最近几年,大部分游客都是过来匆匆打卡的。”他说。

在刘沐灵最初的期待里,在古城开民宿,是希望能接触到不同的、有趣的人,而这种期待显然随着古城本身的变化而逐渐落空。但站在投资者和经营者的角度,如今的古城的确让他们获利更多了。

真正的古镇文化在哪?

但刘沐灵也觉得,即便是逐渐商业化的古城,依然有很多有特色的东西没有被大家看见,大理周边的一些古镇依然保留了一些本地文化。

“因为你不能用一条游客最集中的商业街来代替古城。如果这么理解的话,店面装修、卖的东西确实都千篇一律。但实际上,如果你多去一些当地的菜市场,或者跟当地的大爷大妈们聊会儿天的话,还是会发现每个地方比较有意思、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刘沐灵说,“如果你来大理,只逛人民路,那两天以后,你肯定觉得它和丽江没什么区别。”

而据他所说,随着大理的商业化气息越来越浓,在本地圈子里,大家似乎形成了一种小小的默契,不太会给游客们主动推荐那些他们真正喜欢的小众景点,“因为如果去的人太多了,那个地方就不行了”。

这种情况在过去的几年间常常发生。比如大理的寂照庵,原本是苍山山腰一个很小的尼姑庵,也是本地人空闲时去喝茶的一个地方。后来,两个尼姑特别喜欢养多肉植物,有人拍下大片多肉植物的照片发到社交平台,寂照庵也随之被“炒”成了一个新的网红打卡点,成为了所谓的“最美尼姑庵”。

一部分人会对古镇的千篇一律感到厌倦,在很多社交媒体上,“尚未商业化的古镇”成为了新的吸引点,文艺青年拒绝去人山人海的网红古镇,而更愿意前往尚未红遍全国的小众古镇,像安徽的木梨硔、浙江的杨家堂村、广西的黄姚古镇……

但商业化始终是个有点矛盾的存在。最初,也是商业化的开发才让这些古镇走进大众的视野范围内,否则很多地方依然只是缺少商店、没有停车场,甚至有时候会断电的小小村镇,而无法像今天这样,盛放如此之多的、对于闲适生活的遥远想象。

更普遍的现实是,不是所有人都有时间和耐心体会原始的目的地,依然有大量的游客需要“短平快”的旅游产品:在古建筑前拿着自拍杆拍照,带着孩子在古街吃全国连锁的小吃,在知名古镇的牌子下面短暂地“打卡”。你甚至根本不需要任何旅游攻略,因为古镇似乎是个不会出错的“稳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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