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生》：好莱坞的“反抗”童话
《毕业生》摄制于1967年，属典型的好莱坞大工业产品，却阴差阳错地寓示了68年反叛学潮的汹涌而来，和之后转瞬即逝的终结。它以美国式电影叙事手段向观众讲述了何谓“反叛”：出身优越、学习优秀的常青藤毕业生如何挣扎于顽固的世俗封圈中，如何试图反抗，如何最终逃离“苦海”。和六八后真正表现叛逆青春的残酷叙事（如《猜火车》、《发条橙》等）相比，《毕业生》实在太过温情脉脉、软绵乏力，就像一块暧昧不明的遮羞布，咋看起来似乎暴露了资产阶级虚伪阴暗的隐秘，但其实不过是以一个毕业生的心理磨砺来补缀主流的社会伦理观念，重又完好无损地呈现了一块幸福、光明的价值蓝图。
1.
社交派对无疑是《毕业生》叙事体系中最重要的空间符号，它意蕴明晰丰富，为观众（尤其是西方的电影观众）熟悉，因此导演有意强化了“派对”的视觉印象：依靠内容相似的派对场面的一再出现，电影（至少是前半部分）的叙事得以顺畅无阻。
现代公民生活明确分割了私人与公共的领域，却把两者间的大量空白留给了“派对”，从而使这种半公开的社交性聚会变成了沟通私人生活和公共领域的重要情感纽带。派对总是温情脉脉、充满希望，让那些习惯在群聚生活中寻找自我价值的人趋之若骛，并由此生出一种“派对动物”——在那似若公开，却又私密性完好的风水宝地上，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了良好的私人情感联系，并洞开了与更广泛社会群体接触的大门。让我们先来看影片中的一个段落：
本杰明的双眼隐约浮现着泪光，茫然呆坐在幽静中；背后，是一个巨大的鱼缸，鱼儿无声自由地游动着。门被打开，灯亮了起来，父亲走过来坐到本杰明的面前，问他为什么还不下去，楼下等待着的都是看着他长大的朋友。父子俩的交谈被第二次的开门声打断，本杰明的母亲也来催促儿子下去。她体贴地为儿子穿上礼服，然后一家人共同步下了楼梯。走下楼梯后，本杰明立刻陷入团团包围中，不知所措……
这是电影开始后不久即出现的派对。伴随着本杰明的步下楼梯，我们开始进入到派对的语言中，见到了一群男男女女，衣着华丽、举止文雅。他们热烈地拥抱我们的主角，夸饰的热情处处浮现，派对的语言符号被淋漓尽致地充分展现。每个派对上的参与者，都是面具的主角，他们的满面微笑是久经锤炼的结果。社会交往的本质，就是面具之道。
在这个重要的社交符号面前，导演刻意强化了本杰明的不适。年轻的名校高材生正站在步入社会的原点上，他的身前，是众声喧哗、庸俗滥情却又虚假无味的面具社会；在他迈出人生的重要一步前，未经修饰的“本我”却在灵魂深处挣扎呻吟，向着社会语法总则发出了强烈的反抗信号。
深层的潜意识，被具体地影像化为了“游泳池”。它是男主角惬意的存在之所，是内心幽秘的花园，是清澈、无形的意识巢穴。泳池的特写在影片中一再出现，配以轻松舒缓的音乐：本杰明在池水中沉浮，他的身边是近似无限透明的蓝。
湛蓝的池水隐喻着无意识的精神世界，它强烈地暗示了毕业生的心灵是那样的单纯而无瑕，仿佛未经雕琢的璞玉。这无疑是导演重要的叙事策略。在派对与泳池构筑的反差中，个体躁动蒙昧的无意识被赋予了道德的美感，即所谓的“人之初，性本善”。它是反叛原初推动的力量所在。相反，“派对”所象征的社会公共生活却丑陋虚假，是腐朽堕落的精神毒药，引诱善良的青年“误入歧途”。
2.
达斯汀•霍夫曼扮演的本杰明，是这个社会化道德寓言的唯一主角。他满怀着理想主义，憧憬一种与父辈不同（different）的人生，并企图颠覆固有的资本主义生活逻辑。年轻人的误打误撞，招来的却是主流生活方式的凶猛“围剿”。这一现象不仅昭示了世俗伦理的顽固坚硬，而且暗喻了所有从自我出发的主体精神的最终虚垮结局。
本杰明所面对的，是完全遵循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打造的社会。男性和父权是社会和家庭的权力中心。在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保守的中产阶级文化正是美国社会的道德标尺，中年男性牢牢掌握着社会和家庭的话语结构。依靠着中年社会精英的价值观念，社会编织起了一套酸腐、陈旧的价值体系：从汽车、别墅、私人泳池到集体派对，无不隶属于这套保守主义的语法规则。初出茅庐的毕业生，亦将被纳入到这个结构中去，羸弱而无助地等待着业已安排好的道路降临自己头上。
对本杰明来说，人生的道路成为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要么服从父的权威，要么反抗。优秀的毕业生回归家庭，看到的却是在父权指导安排下，不怎么高明的生活方式处处显露为荒诞和滑稽，他由此陷入了长时间段的思维停滞中，焦灼彷徨。井井有条、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并不意味着宁静安定；相反，它限制了主体的选择自由，生命成了被既定目标规划好的工程图纸。
直到遇到罗宾逊太太，并把她当作倾诉和交流的对象，本杰明这种莫名的焦虑才稍稍得以舒缓。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很快落入了罗宾逊太太的情欲圈套中，不能自拔。
这种非同一般的情感关系，完全偏离了社会道德准则。它是俄狄浦斯式的乱伦纠葛，以反抗“父”的名义勾结母亲，寻求主体建构的其他可能途径。对普遍社会原则反抗的初衷，在此异化为对母性肉体的征服——俄狄浦斯欲借此确立主体的存在，并重组新的权力谱系。
以占有母亲为表现形式的反抗，是幼稚而可笑的。给青年“俄狄浦斯”造成行动障碍的，恰恰是建构起“父亲”这个符号并赋予其威权的语言系统，而不是现实中真正的父亲。而这个语言系统，构成了社会的全部法则。只要身处在这个结构的网中，就必然成为其一部分。但我们的男主角，显然不具备如此深邃的洞察力，他只是徒劳地借助母性的身体，去想象父性的成熟和霸权。
本杰明丧失的主体，并没有在罗宾逊太太风韵犹存却徐娘半老的干瘪身体上找到。相反，他要的越多，主体的迷失就越厉害。情欲的池水彻底淹没了主角脆弱的灵魂。
尽管好莱坞试图拼凑出一个反抗的神话，但这一切都没有脱离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结构。主角为独立话语权的斗争，最后沦为了一出蹩脚的爱情肥皂剧：俄狄浦斯爱上了美丽的公主，并最终抱得美人归。
3.
本杰明和伊琳•罗宾逊门当户对的婚恋故事，原该是极度枯燥而乏味的，但因为“邪恶”的罗宾逊太太从中作梗，变得富有了戏剧性，构成好莱坞式叙事完美的“高潮”。
罗宾逊太太漂亮而善解人意的女儿伊琳，成了解救男主角“纯洁”灵魂的密匙。这个清纯少女的出现，推动影片走向高潮，本杰明为了她不仅表现出了坚定的信念，并做了不惜一切代价的反抗，和伊琳一起逃离了家庭的魔爪。
然而，只要仔细鉴别下本杰明和伊琳之间的情感发展就会发现，本杰明所做的反抗，不过达成了自己父母和罗宾逊夫妇最终的心愿：两家结成门户相当的姻亲罢了。如果说和罗宾逊太太的不伦之恋多少还带有点反道德的叛逆精神的话，那么，和伊琳的结合则完全称了父母的心意，是社会认同的理所当然的情感结局。
到此，好莱坞的文化意识形态才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俄狄浦斯原来只是白马王子。所谓的“反抗”，不过是个人英雄情结的点缀罢了。主体的目标并不是反抗固有的价值逻辑，也无力重构新的文化图谱。反抗，从开始便是一个虚假的概念。导演借“纯洁青年”的“反抗”，虚构了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社会伦理童话：正义的王子孤身一人挑落所有邪恶的对手，与美丽的公主共同谱写一曲“善”和“美”的颂歌。
真正的反叛，是残酷而血腥的斗争。也许好莱坞从不需要这样的反抗。在这个文化产品流水作业的大工厂，制造美好的梦境才是最主要的工作。它能消解意识形态的压迫，能消解人的异化，能始终高举乌托邦的人生美梦，召唤体制下的生存者为了社会机器的运作而努力奋斗。
《毕业生》的真正用意，不是批判父性权威，不是揭露资本主义，而是用本杰明的童话乌托邦，来为现实的“毕业生”疗伤，成为他们渲泄不满和愤懑的安慰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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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派对无疑是《毕业生》叙事体系中最重要的空间符号，它意蕴明晰丰富，为观众（尤其是西方的电影观众）熟悉，因此导演有意强化了“派对”的视觉印象：依靠内容相似的派对场面的一再出现，电影（至少是前半部分）的叙事得以顺畅无阻。
现代公民生活明确分割了私人与公共的领域，却把两者间的大量空白留给了“派对”，从而使这种半公开的社交性聚会变成了沟通私人生活和公共领域的重要情感纽带。派对总是温情脉脉、充满希望，让那些习惯在群聚生活中寻找自我价值的人趋之若骛，并由此生出一种“派对动物”——在那似若公开，却又私密性完好的风水宝地上，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了良好的私人情感联系，并洞开了与更广泛社会群体接触的大门。让我们先来看影片中的一个段落：
本杰明的双眼隐约浮现着泪光，茫然呆坐在幽静中；背后，是一个巨大的鱼缸，鱼儿无声自由地游动着。门被打开，灯亮了起来，父亲走过来坐到本杰明的面前，问他为什么还不下去，楼下等待着的都是看着他长大的朋友。父子俩的交谈被第二次的开门声打断，本杰明的母亲也来催促儿子下去。她体贴地为儿子穿上礼服，然后一家人共同步下了楼梯。走下楼梯后，本杰明立刻陷入团团包围中，不知所措……
这是电影开始后不久即出现的派对。伴随着本杰明的步下楼梯，我们开始进入到派对的语言中，见到了一群男男女女，衣着华丽、举止文雅。他们热烈地拥抱我们的主角，夸饰的热情处处浮现，派对的语言符号被淋漓尽致地充分展现。每个派对上的参与者，都是面具的主角，他们的满面微笑是久经锤炼的结果。社会交往的本质，就是面具之道。
在这个重要的社交符号面前，导演刻意强化了本杰明的不适。年轻的名校高材生正站在步入社会的原点上，他的身前，是众声喧哗、庸俗滥情却又虚假无味的面具社会；在他迈出人生的重要一步前，未经修饰的“本我”却在灵魂深处挣扎呻吟，向着社会语法总则发出了强烈的反抗信号。
深层的潜意识，被具体地影像化为了“游泳池”。它是男主角惬意的存在之所，是内心幽秘的花园，是清澈、无形的意识巢穴。泳池的特写在影片中一再出现，配以轻松舒缓的音乐：本杰明在池水中沉浮，他的身边是近似无限透明的蓝。
湛蓝的池水隐喻着无意识的精神世界，它强烈地暗示了毕业生的心灵是那样的单纯而无瑕，仿佛未经雕琢的璞玉。这无疑是导演重要的叙事策略。在派对与泳池构筑的反差中，个体躁动蒙昧的无意识被赋予了道德的美感，即所谓的“人之初，性本善”。它是反叛原初推动的力量所在。相反，“派对”所象征的社会公共生活却丑陋虚假，是腐朽堕落的精神毒药，引诱善良的青年“误入歧途”。
2.
达斯汀•霍夫曼扮演的本杰明，是这个社会化道德寓言的唯一主角。他满怀着理想主义，憧憬一种与父辈不同（different）的人生，并企图颠覆固有的资本主义生活逻辑。年轻人的误打误撞，招来的却是主流生活方式的凶猛“围剿”。这一现象不仅昭示了世俗伦理的顽固坚硬，而且暗喻了所有从自我出发的主体精神的最终虚垮结局。
本杰明所面对的，是完全遵循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打造的社会。男性和父权是社会和家庭的权力中心。在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保守的中产阶级文化正是美国社会的道德标尺，中年男性牢牢掌握着社会和家庭的话语结构。依靠着中年社会精英的价值观念，社会编织起了一套酸腐、陈旧的价值体系：从汽车、别墅、私人泳池到集体派对，无不隶属于这套保守主义的语法规则。初出茅庐的毕业生，亦将被纳入到这个结构中去，羸弱而无助地等待着业已安排好的道路降临自己头上。
对本杰明来说，人生的道路成为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要么服从父的权威，要么反抗。优秀的毕业生回归家庭，看到的却是在父权指导安排下，不怎么高明的生活方式处处显露为荒诞和滑稽，他由此陷入了长时间段的思维停滞中，焦灼彷徨。井井有条、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并不意味着宁静安定；相反，它限制了主体的选择自由，生命成了被既定目标规划好的工程图纸。
直到遇到罗宾逊太太，并把她当作倾诉和交流的对象，本杰明这种莫名的焦虑才稍稍得以舒缓。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很快落入了罗宾逊太太的情欲圈套中，不能自拔。
这种非同一般的情感关系，完全偏离了社会道德准则。它是俄狄浦斯式的乱伦纠葛，以反抗“父”的名义勾结母亲，寻求主体建构的其他可能途径。对普遍社会原则反抗的初衷，在此异化为对母性肉体的征服——俄狄浦斯欲借此确立主体的存在，并重组新的权力谱系。
以占有母亲为表现形式的反抗，是幼稚而可笑的。给青年“俄狄浦斯”造成行动障碍的，恰恰是建构起“父亲”这个符号并赋予其威权的语言系统，而不是现实中真正的父亲。而这个语言系统，构成了社会的全部法则。只要身处在这个结构的网中，就必然成为其一部分。但我们的男主角，显然不具备如此深邃的洞察力，他只是徒劳地借助母性的身体，去想象父性的成熟和霸权。
本杰明丧失的主体，并没有在罗宾逊太太风韵犹存却徐娘半老的干瘪身体上找到。相反，他要的越多，主体的迷失就越厉害。情欲的池水彻底淹没了主角脆弱的灵魂。
尽管好莱坞试图拼凑出一个反抗的神话，但这一切都没有脱离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结构。主角为独立话语权的斗争，最后沦为了一出蹩脚的爱情肥皂剧：俄狄浦斯爱上了美丽的公主，并最终抱得美人归。
3.
本杰明和伊琳•罗宾逊门当户对的婚恋故事，原该是极度枯燥而乏味的，但因为“邪恶”的罗宾逊太太从中作梗，变得富有了戏剧性，构成好莱坞式叙事完美的“高潮”。
罗宾逊太太漂亮而善解人意的女儿伊琳，成了解救男主角“纯洁”灵魂的密匙。这个清纯少女的出现，推动影片走向高潮，本杰明为了她不仅表现出了坚定的信念，并做了不惜一切代价的反抗，和伊琳一起逃离了家庭的魔爪。
然而，只要仔细鉴别下本杰明和伊琳之间的情感发展就会发现，本杰明所做的反抗，不过达成了自己父母和罗宾逊夫妇最终的心愿：两家结成门户相当的姻亲罢了。如果说和罗宾逊太太的不伦之恋多少还带有点反道德的叛逆精神的话，那么，和伊琳的结合则完全称了父母的心意，是社会认同的理所当然的情感结局。
到此，好莱坞的文化意识形态才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俄狄浦斯原来只是白马王子。所谓的“反抗”，不过是个人英雄情结的点缀罢了。主体的目标并不是反抗固有的价值逻辑，也无力重构新的文化图谱。反抗，从开始便是一个虚假的概念。导演借“纯洁青年”的“反抗”，虚构了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社会伦理童话：正义的王子孤身一人挑落所有邪恶的对手，与美丽的公主共同谱写一曲“善”和“美”的颂歌。
真正的反叛，是残酷而血腥的斗争。也许好莱坞从不需要这样的反抗。在这个文化产品流水作业的大工厂，制造美好的梦境才是最主要的工作。它能消解意识形态的压迫，能消解人的异化，能始终高举乌托邦的人生美梦，召唤体制下的生存者为了社会机器的运作而努力奋斗。
《毕业生》的真正用意，不是批判父性权威，不是揭露资本主义，而是用本杰明的童话乌托邦，来为现实的“毕业生”疗伤，成为他们渲泄不满和愤懑的安慰剂。
这篇影评有剧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