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酶
由阿根廷导演罗德里戈·莫雷诺执导的《罪犯们》是一部俄罗斯套娃式的欢畅影片，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旁敲侧击地讲述故事，这部影片重点揭示了“阿根廷新电影”（New Argentine Cinema）的一个主流话题：20年代末国家经济崩坍后工人们的不安，虽然许多阿根廷导演，包括阿列霍·莫吉兰司基、马里亚诺·里纳斯和卢希亚·赛力斯已广泛地将这种国民不安感散播，但《罪犯们》聚焦于腐朽的晚期资本主义制度的缓慢崩溃，这是他笔下人物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然而，莫雷诺的这部流浪冒险式寓言影片，充满了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讲述了苦役般的办公室工作，但这不是一篇诘屈聱牙的社会议论文，而是围绕着两个低调的怯懦无能的中年银行职员：莫兰和罗曼，他们发现了一个联结彼此的关键——一袋钱。对于莫兰，他谋划抢劫，欺骗了他工作几十年的银行，然后自首，用监禁来换取摆脱日日苦役的机会。与此同时，罗曼在朋友服刑期间被委托保管赃款，他发现这笔钱既打破了生活的宁静，也破坏了关系的稳定。归根结底，暴富是一种令人如坐针毡的经历，也是危机存在之缘由，因为它是一个从根本上重置工作、金钱、休闲和浪漫爱情范式的机会。
《罪犯们》绘制了一幅滑稽的图景，解释了向现实投降并从此销声匿迹的意义。但它也通过偶一为之的次要情节，让罗曼短暂地参与了电影制作，这是对电影这种松弛的艺术致敬。影片所暗示的是，在一个被效率和生产力役使前行的世界里，艺术这种难能可贵的松弛感可以唤醒人性。去年六月戛纳电影节首映后，我与莫雷诺用Skype进行了线上访谈。
Ela：你是怎么想到拍《罪犯们》的?
罗德里戈·莫雷诺：乌戈·弗雷戈内塞有一部古老的阿根廷经典电影《只是罪犯》(Apenas un Delincuente，1949)与我的电影有相同的出发点，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在富裕的地方工作的人，他决定偷窃，然后把钱隐藏起来，再去向警察坦白从宽后服刑。我就想把这个故事推进发展下去，我在影片名中保留了主角名和“犯罪”一词，就怕这种参考意向被隐没。然后我在我们这一代和经典电影之间构建对话，因为我们这一代和20世纪40到50年代的阿根廷电影之间是缺少对话的，这是电影的黄金时代，但它们在我们现在拍的影片中荡然无存。
Ela：与黄金时代脱节的原因是经典电影看的不够多吗？还是说今天的年轻电影制片人觉得它们不够相关?罗德里戈·莫雷诺：原因有很多，首先我们在阿根廷就没有国家电影资料馆，对于我来说，这才是关键，在一个像阿根廷这样年产量200部电影的国家没有资料馆，况且它的电影史又如此悠久，这才是真正可悲的。其中的一个后果就是阿根廷新老电影人之间缺乏对话，没有地方可以让他们看黄金时代的电影。当然我们有互联网和油管，那上面你想看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们缺乏一些更有条理可归置的东西，可以让参与电影的人在同一国家与不同年代观众之间建立对话。黄金时代的电影院离我们很远，因为它是另一个国家建造的影院，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阿根廷还算一个新生国家，与欧洲国家不同，这是一个每20年就更新迭代一次的国家，我真正有兴趣与乌戈·弗雷戈内塞对话的原因之一是他在二战后不久就拍摄了那部影片，当时资本主义正在驱步前行，其中主角获得这笔钱的梦想与成为百万富翁有关，想要过骄奢淫逸的生活。但是时过境迁，我们正在经历资本主义危机，我想把工作或者停工的概念放在冲突的中心点上。当今工人的异化意味着闲暇时光的概念就不再是对话的一部分，我希望我的主角密谋并且实施一个犯罪计划，然后追逐别样的生活。我与乌戈·弗雷戈内塞对话是回溯那个时代，同时，这是一种重温经典电影的方式，我有的放矢，我的电影中就充满了这些姿态。
Ela：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西德尼·吕美特的《热天午后》(Dog Day Afternoon ,1975)和罗伯特·布列森的《钱》(L'argent,1983)，虽然色调上迥然不同，但都有着某种道德焦虑，在你电影中还有一个存在主义的问题，即当今一个人该如何生活？罗德里戈·莫雷诺：我觉得罗曼和莫兰这两个角色是互为补充的，他们都学会了冒险，并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他们两个人代表了两种命运导向，一种选择冒险，另一种将必生投入工作，奉献给银行，就像一个双头怪。你提到了《热天午后》，但我是持不同的看法，因为吕美特的电影是现实的，而我的更像是一个寓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更依赖电影而不是现实，我试图独创一种特殊的电影语言，这就意味着忘却现实，这种遗忘让我有机会玩字谜，莫兰、罗曼这种镜像化的想法，我一直是用分镜头、名字、使用同一个演员来扮演不同角色来唤起这种回忆。在我的童年时代，有一本书名为《选择你自己的冒险》，例如，你就会读到，假使你想让约翰去月球，请跳到第54页，如果你想要约翰待在家里，那你就翻到下一页，我的工作就类似于这样。
劳尔·鲁伊斯曾经说过，每当你想拍一部电影时，你最终总是会拍两部。一个是表面上的电影，一个是你必须在电影中隐藏的电影。所以影片中两个家伙，他们决定卷入一起抢劫案，这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和同一个女孩有着牵连的缘分，和她有着相似的爱情故事。然而，与此同时，另一个层次，也许这听起来很自吹自擂，但对我来说，我的电影也是一个诗意的动作——而不是叙事。你提到了“存在”这个词，可能是吧。但不仅仅是存在主义的。有一些更轻盈的东西。Ela：故事中的哪些元素专门来自这个更轻盈、更愉悦的地方？罗德里戈·莫雷诺：电影中有很多这样的时刻。每当叙述旁逸斜出时，就会分支到一个随机场景。有时，我真的不知道我在拍摄或写剧本时在想什么。在讲故事方面，这部电影变得更加“无脊椎动物（invertebrate）”。那个词在英语中存在吗？对我来说，这是诗意的。罗德里戈·莫雷诺：当角色在玩一个关于世界首都的荒谬游戏时，或者当他们说城市的名字时，整个场景都是关于这个的。
Ela：我认为“阿根廷新电影”非常适用于文学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体现了离题的艺术，非常具有流浪者风格。你的故事是横向发展的。但是，虽然有一种文学感觉，但许多细节也是具体和有根据的，例如银行的苦差事。罗德里戈·莫雷诺：因为那是现实，我说的是物质世界，所以在那些地方，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是类比的。我相信，如今，当虚拟主宰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时，回归物质性是重中之重。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在《罪犯们》中看到银行时，你并不清楚这个故事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80年代吗？90年代？是现在吗？街道能看出是当下，人们戴着口罩，因为我们在疫情期间拍摄了电影的一部分。这与对物质的热爱有关——关于真实、物质的事物。当然，空气中也弥漫着布列松的气息。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在银幕上放映一个放映《钱》的电影场景，因为布列松式语言非常重要：它是钞票，拿着钞票的手。这些手势很重要，牵动着观众们关注。我真的很在乎抓住盒子的手，或者在纸上盖章的手。我提到过“无脊椎”这个词——它意味着没有主线，这正是我在讲故事时想要的。但是，就场景而言，我试图回忆由物质性组成的电影的神韵。
Ela：钞票成为电影中的主角，也是一种节奏的元素。例如，它们在某些场景中会引入某种焦虑的节奏。罗德里戈·莫雷诺：是的，但同时，它们也是一个荒谬的对象。这解释了电影的结局，而最终钱并不那么重要。当钱被计算非常快时，场景就变得非常滑稽。金钱不能带来幸福。Ela：“阿根廷新电影”每部电影的演员阵容往往很相似 。这种剧目式的工作风格给电影带来了什么？罗德里戈·莫雷诺：在21世纪初，在“阿根廷新电影”出现的同时，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戏剧氛围也非常浓厚。许多年轻人组成剧团，在庭院、房屋和其他非正式、非常规的空间里制作戏剧。如果我可以这样称呼的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几乎所有的演员——都来自这个运动。“阿根廷新电影”可能受到了哺育…就我而言，我为《罪犯们》选择的一些演员是我之前合作过的演员。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讲相同语言的家园以便于我找到合适的基调，这部电影的声音是什么？不是声音设计，而是语言。排演有助于找到这种音调。在这种情况下，过去的20年里，大多数演员在剧院或电影院都认识了，所以我更容易和他们一起共事，并找到共同的语言。
Ela：我想这对喜剧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尽管有些台词很自然，但其他台词是故意平淡和荒谬的——这真的取决于演员对这种特定电影语言的把控天赋。罗德里戈·莫雷诺：当然。对我来说，这非常重要，因为我不做试镜。我在酒吧里和他们一起喝咖啡聊天去选择演员，他们的幽默感至关重要。当我写剧本时，我喜欢在场景中加入某些喜剧台词或故事——例如，当一个有吸烟史的人[发誓戒烟]嘴里含着香烟时。我需要的是知道如何玩这种游戏的演员，因为如果他们没有天生的幽默感，那就很难了。Ela：你是从生活中提取这些荒谬的细节，还是你独创的?罗德里戈·莫雷诺：它们都是被发明的。我不会从观察中调取信息，我更喜欢创造新的世界。当然，一些地方首先是需要观察的，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起点。我对发明和游戏更感兴趣——这是一个我喜欢玩的游戏。
Ela：当然，游戏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并且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但我想知道这对你编写剧本的过程意味着什么。你有剧本台词吗？罗德里戈·莫雷诺：我没有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剧本花了很多年。拍摄花费了我们四年半的时间。我们从2018年开始，当时我们从智利得到钱可以拍摄两周。然后我们在接下来一年时间里寻找投资，差不多万事俱备了，我们就知道是时候[再次]拍摄了。这是在2020年3月。封城时，我们在科尔多瓦市中心。我们停工了一年半，然后拍摄了两周，然后其中一名演员不得不去西班牙待了九个月。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花了我们四年多的时间。当然，在那些岁月里，我编写了我们拍摄的内容，还重写了剧本。因此，这个过程非常特殊：我有一个想法并推进延展，[然后]写剧本，后来重写了整个事情，并将其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关于调查和抢劫的直接后果，在银行的调查，以及罗曼的痛苦，他藏匿了钱，但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它；第二部分更随性，关于去科尔多瓦旅行和与波西米亚团体的遭遇。我写剧本的方式非常有活力。最主要的是，我写的是我内心深处想拍摄的场景。我不在乎讲故事的诀窍，也不在乎功能性。如果这个故事有什么功能的话，它可能是在剪辑时出现的，而不是来自剧本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