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与制度思考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我不太善于讲一个完整的故事。事实上，如果略去了随处可见的细节暗示，《巴西》将是一个并不怎么有趣的故事。我在这里引用西夏的故事梗概，以免我为如何讲这个故事伤透脑筋：“二十世纪某地，‘资讯部’主宰一切。山姆安于平庸，终日作着英雄救美的梦。一天，鞋匠巴托被错当成恐怖分子塔托逮捕处决，邻居吉尔为其抱不平，也被列入黑名单。山姆看见吉尔正是自己的梦中美女，想方设法接近她的档案。由于山姆接受了塔托免费修理空调，于是也被打成恐怖分子，在跟吉尔共度良宵之后双双被捕，千钧一发之际又被塔托搭救。他们逃到商场，不料塔托被飞来的纸张化为乌有，而山姆却突然发现自己坐在吉尔的卡车上逃到了葱绿山野, 最后却……”
《巴西》建构的是一个靠技术、表格（或者说信息？）支撑的集权社会，每个人都是巨大社会机器中微乎其微的一环，人与人之间高度分工，沟通的唯一途径就是表格，当山姆为了赶走中央服务社的讨厌修理工而问“你们有27B/6表格吗？”时，那个瘦子修理工立刻口吐白沫，发起了羊癫疯。制度机器中的每一个人对他们的制度都抱有无以复加的自信，电影开头不久，那些打扮滑稽的警察锯开吉尔家的地板——也就是巴托家的天花，逮捕了老实的鞋匠巴托时，吉尔对那个办事员说，“一定出了什么问题，巴托先生不会做这种事。”那办事员只回敬了四个字就让她闭了嘴：“We don't make mistakes.”他说这话的语气仿佛就是“上帝不可能犯错。”
《巴西》引人思考之处就在于直到最后你也不知道谁该为这件事情负责。是那些警察吗？他们只是在例行公示，他们接到了逮捕巴托而不是塔托的表格，于是就逮捕了他，这是他们的职责，至于核对信息则与他们无关，他们只是照章办事。是那个把天花板上的苍蝇拍死导致苍蝇卡进打字机中导致“塔托”变成了“巴托”的打字员吗？他或许有错，然而让他承担所有罪责则也显得不公。最后，我们的矛头通通指向了制度——如果设置一个职位专责校对信息，也许错误便可避免。因此所有罪责归于制度，巴托的死则成了制度改良不得不付出的成本，每个人都是各尽份内的事，每个具体的人都是无罪的。——近来发生在山西的黑窑奴工事件震惊整个社会，然而至今为止没有一位高官为这件事情引咎辞职，唯一“下台”的是作为替罪羊和众矢之的的一个村支书。这个问题被理解为过去多年遗留下来的社会顽疾的爆发，而社会顽疾是如何积累起来的问题却被巧妙地回避。是的，这个问题很复杂，是制度漏洞导致“官本位”思想严重，民生民计被忽略已成常态，这个问题似乎人人都有责任——而法不责众，人人都有责任，也就相当于人人都不需要负责任。
导演特瑞·吉列姆甚至没有为《巴西》留下任何修正制度的机会，在《巴西》中，制度是如此强大并且无孔不入，导致人人都不得不遵从于制度，听命于制度的安排，最终制度取代了人性的良知。《巴西》暗示的是，一个对制度、技术高度信任的，人的主动性和天性被无限压缩的社会，其走向腐朽不可避免。最可怕的是这种腐朽可能还不至于灭亡而是一直稳定地存在并延续，最终每个人都习惯于接受制度的安排以及偶尔的偏差，表现出反抗意识的精英都被当成了恐怖分子并且充分信任制度的民众也对此毫无异议：在《巴西》中，塔托并没有实行过任何一次的恐怖袭击，他的唯一“罪行”就像是我国80年代的“技术投机倒把”——塔托因为厌倦中央服务社中令人恶心的复杂流程和无尽的表格，当了“个体户”，“无照经营”为居民维修冷气管道的服务。在山姆被行刑而产生的梦境中，塔托被飞来飞去的纸张、表格吞噬，来往的行人则面无表情，也没有人驻足停留。
维舟是一个我很喜欢的Blogger，他在上海从事广告行业，但博客上所写多与文、史相关，我在他的文章中受益颇多。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当时的新工作，“在这种流程下，起作用总是制度而不是个人。我也知道这个庞大的蜂巢里其实不少都是很好混日子的庸才，但就像人人都能按照标准化生产出差不多的麦当劳一样，他们出品的质量不至于多么参差不齐。在这里，优点和弊端都在同等程度上使我惊叹。”标准化、无差异，把人的因素降低到最小，这是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而这种思想逐渐开始在教育、社会治理等领域蔓延开来，标准化的题目、分数和标准化的高考，就像是农民用来筛选苹果的筛子，大的、小的都被淘汰，只有正好符合标准的苹果被选出。
“制度代替人”几乎成为不可改变的趋势。《巴西》将这一趋势发挥到了极致，“表格”作为象征制度机器的符号，合法地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制度与人的关系不再是制度为人服务，而是人在制度中“填坑”。《巴西》中随处可见的荒谬镜头——锯开天花板、把人用袋子套起来的复杂逮捕程序，管道爆炸后漫天乱飞的表格，以及那个令人捉摸不透的娃娃脸面具——无不是对制度崇拜、技术崇拜的极大嘲讽。
《南方周末》中的一张图片令我印象深刻——在香港的人行道边上，是没有栏杆的。而在上海，为了防止行人横穿马路，几乎所有主干道的两边都设置了围栏。
《巴西》建构的是一个靠技术、表格（或者说信息？）支撑的集权社会，每个人都是巨大社会机器中微乎其微的一环，人与人之间高度分工，沟通的唯一途径就是表格，当山姆为了赶走中央服务社的讨厌修理工而问“你们有27B/6表格吗？”时，那个瘦子修理工立刻口吐白沫，发起了羊癫疯。制度机器中的每一个人对他们的制度都抱有无以复加的自信，电影开头不久，那些打扮滑稽的警察锯开吉尔家的地板——也就是巴托家的天花，逮捕了老实的鞋匠巴托时，吉尔对那个办事员说，“一定出了什么问题，巴托先生不会做这种事。”那办事员只回敬了四个字就让她闭了嘴：“We don't make mistakes.”他说这话的语气仿佛就是“上帝不可能犯错。”
《巴西》引人思考之处就在于直到最后你也不知道谁该为这件事情负责。是那些警察吗？他们只是在例行公示，他们接到了逮捕巴托而不是塔托的表格，于是就逮捕了他，这是他们的职责，至于核对信息则与他们无关，他们只是照章办事。是那个把天花板上的苍蝇拍死导致苍蝇卡进打字机中导致“塔托”变成了“巴托”的打字员吗？他或许有错，然而让他承担所有罪责则也显得不公。最后，我们的矛头通通指向了制度——如果设置一个职位专责校对信息，也许错误便可避免。因此所有罪责归于制度，巴托的死则成了制度改良不得不付出的成本，每个人都是各尽份内的事，每个具体的人都是无罪的。——近来发生在山西的黑窑奴工事件震惊整个社会，然而至今为止没有一位高官为这件事情引咎辞职，唯一“下台”的是作为替罪羊和众矢之的的一个村支书。这个问题被理解为过去多年遗留下来的社会顽疾的爆发，而社会顽疾是如何积累起来的问题却被巧妙地回避。是的，这个问题很复杂，是制度漏洞导致“官本位”思想严重，民生民计被忽略已成常态，这个问题似乎人人都有责任——而法不责众，人人都有责任，也就相当于人人都不需要负责任。
导演特瑞·吉列姆甚至没有为《巴西》留下任何修正制度的机会，在《巴西》中，制度是如此强大并且无孔不入，导致人人都不得不遵从于制度，听命于制度的安排，最终制度取代了人性的良知。《巴西》暗示的是，一个对制度、技术高度信任的，人的主动性和天性被无限压缩的社会，其走向腐朽不可避免。最可怕的是这种腐朽可能还不至于灭亡而是一直稳定地存在并延续，最终每个人都习惯于接受制度的安排以及偶尔的偏差，表现出反抗意识的精英都被当成了恐怖分子并且充分信任制度的民众也对此毫无异议：在《巴西》中，塔托并没有实行过任何一次的恐怖袭击，他的唯一“罪行”就像是我国80年代的“技术投机倒把”——塔托因为厌倦中央服务社中令人恶心的复杂流程和无尽的表格，当了“个体户”，“无照经营”为居民维修冷气管道的服务。在山姆被行刑而产生的梦境中，塔托被飞来飞去的纸张、表格吞噬，来往的行人则面无表情，也没有人驻足停留。
维舟是一个我很喜欢的Blogger，他在上海从事广告行业，但博客上所写多与文、史相关，我在他的文章中受益颇多。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当时的新工作，“在这种流程下，起作用总是制度而不是个人。我也知道这个庞大的蜂巢里其实不少都是很好混日子的庸才，但就像人人都能按照标准化生产出差不多的麦当劳一样，他们出品的质量不至于多么参差不齐。在这里，优点和弊端都在同等程度上使我惊叹。”标准化、无差异，把人的因素降低到最小，这是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而这种思想逐渐开始在教育、社会治理等领域蔓延开来，标准化的题目、分数和标准化的高考，就像是农民用来筛选苹果的筛子，大的、小的都被淘汰，只有正好符合标准的苹果被选出。
“制度代替人”几乎成为不可改变的趋势。《巴西》将这一趋势发挥到了极致，“表格”作为象征制度机器的符号，合法地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制度与人的关系不再是制度为人服务，而是人在制度中“填坑”。《巴西》中随处可见的荒谬镜头——锯开天花板、把人用袋子套起来的复杂逮捕程序，管道爆炸后漫天乱飞的表格，以及那个令人捉摸不透的娃娃脸面具——无不是对制度崇拜、技术崇拜的极大嘲讽。
《南方周末》中的一张图片令我印象深刻——在香港的人行道边上，是没有栏杆的。而在上海，为了防止行人横穿马路，几乎所有主干道的两边都设置了围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