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爱情·真相

/Yomi

“你怎么理解芭蕾舞？你把它当作运动、诗，而对我来说，它是一种信仰。” 莱蒙托夫对那妇人扬起他高傲的头，起身离去。《红菱艳》（THE RED SHOES），一部1948年的老片子。源自安徒生的童话《红鞋》，永不停歇的红舞鞋是上帝对虚荣与渎神者的惩罚。

“你为什么跳芭蕾？”莱蒙托夫问维多利亚。

“你为什么活着？”维多利亚的反问使她进入了莱蒙托夫剧团。

艺术家应该舍弃爱情，以艺术为信仰。这是莱蒙托夫的观点，他对维多利亚寄予了同样的期望。然而作曲家朱利安的出现粉碎了他的事业，也一并葬送了脆弱的维多利亚。朱利安确实很有才华，但在艺术中他只是个渎神者。他对事业毫不尊重，他扔下了正在等待演出的观众，他在指挥的过程中向情人抛飞吻，而当时维多利亚所跳，却正是天鹅湖第二幕结尾天鹅与王子的伤感离别。他的不认真恰恰亵渎了莱蒙托夫奉为生命的芭蕾艺术。

而对维多利亚也是同样，她为芭蕾而生，没有了芭蕾她一无是处。芭蕾是她的生命，但在无法割舍爱情的情况下，维多利亚的选择就会和所有的女人一样，舍弃芭蕾，舍弃生命。

曾经有朋友问我，如果有一位恋人在身边，我还会不会去英国读书。我说会，她说我不是女人。选择爱情，舍弃梦想，或者说，从此爱情成为女人唯一的信仰。离开剧团的维多利亚，中夜醒来，偷偷找出藏在柜底的芭蕾舞鞋捧在掌心。永远不能再跳《红舞鞋》——女人选择爱情，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

如果她所爱的人不是那么偏执狭隘，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也许维多利亚很快就会进入另一个剧团，也许她仍然可以升到主角的位置——就像芭蕾史上那个神话般的人物尼金斯基，他的闪电婚礼曾让佳吉列夫一气之下将之从剧团除名。

可是维多利亚毕竟没有尼金斯基那时如日中天的声名（尼金斯基当即自组芭蕾舞团，并与伦敦皇家剧院签下了周薪一千英镑的巨额合同），再善良的猜测也挽救不了事实的绝烈，朱利安无比残忍的对恋人说：“芭蕾和我，你选哪一个。”

这个随便就把整个剧院观众抛下的渎神者，他当然不会理解维多利亚对芭蕾有如生命的炽热感情，维多利亚奔出剧场的一刻，在失去芭蕾的同时失去了生命。呼啸的火车撞飞她的身体，脚上的红舞鞋被鲜血滴染得更加殷红。

“帮我脱下红舞鞋，”维多利亚对朱利安的遗言。童话里刽子手斩下了小女孩的脚，小女孩不再跳舞了。朱利安就是那个刽子手。

艺术与生活似乎从未好好结合过，1998年的《她比烟花寂寞》（HILARY AND JACKIE）再次颠覆了我们的梦想。影片讲述了英国著名大提琴演奏家杜普蕾（Jacqueline du Pré）的一生，剧本根据杜普蕾姐弟的回忆录改编。

电影是很好的电影，但据说与事实严重脱节。EMI唱片公司更是认为该片有损提琴家形象，所以拒绝为影片提供任何杜普蕾的演奏录音。写到这里突然想到一部同年拍摄的法国影片，《阿特米西亚》（ATERMISIA），同样的艺术神童，十七世纪欧洲最伟大的女性画家。那部电影把一桩丑陋的强奸案转为浪漫的爱情剧，而19岁女画家当时心理所承受的痛苦却被淡化至无形。

“虚构的世界总是令人陶醉的，它的浅薄时刻就是观众陶醉的时刻。”一篇评论的结尾，语出惊人，但想想莫不如是。

另一部同样根据真人历史改编的影片《法瑞内利》（FARINELLI IL CASTRATO），可信度更加低。它讲述的是意大利十八世纪最伟大的歌唱家Carlo Broschi，他的成长，成名，以及亲情与爱情。法瑞内利的扮演者是意大利的Stefano Dionisi，一个如此美丽的名字，一个如此美丽的男人。手上有法瑞内利的铜版画肖像，所谓androgynous美貌最多不过“珠圆玉润”而已，笑，哪里及得上Stefano自然纯美的一分。

在巴洛克时期，因为罗马教庭禁止女性在教堂唱圣诗，在变声期之前接受手术的男童，成年后也能保持纯净高亢的音质，据说有连女高音也无法企及的高度，同时具有男性的浑厚感和持续力。那时候他们绝对是歌唱界最耀眼的明星，正歌剧的男主角几乎都使用castrato（阉伶）来充当，而男高音往往只是反面人物，男低音不是老朽就是奴仆。那时的著名作曲家几乎都为castrato写过曲子，而那些难度极高的曲谱，如果不经过改动，现代最优秀的女高音也无法演唱。

法瑞内利就是那个年代最最伟大的歌唱家。比起乐坛对杜普蕾的评价“上帝让她降临人间，就是为了让她拉大提琴”，法瑞内利得到的是王公贵族的专宠与整个欧洲听众们忘我的狂呼：
“天上有一个上帝，地上有一个法瑞内利！”

根据那个时候的记录，法瑞内利的嗓子可以涵括三个半八度，在一次呼吸中变换250种音调，持续超过一分钟之久。在那个年代的欧洲，他唱的歌曲难度极高，除他外根本无人问及。据说他惊人的唱技时常使乐队忘记演奏，女性观众则成批成批的晕倒。

想起了《海上钢琴师》（THE LEGEND OF 1900），1900与JAZZ大师Jelly较量的最后一场，他疯狂的弹奏使在场所有观众瞬间凝固。起身，Tim Roth优雅的拈起烟卷在炽热的钢琴弦上触燃，插到已经完全呆住的Jelly口中：“给你抽，我不抽烟。”

那精彩的一幕印象无比深刻，但那只是传奇，是小说，而法瑞内利却真有其事。他1705年出生在那不勒斯的安德利亚（Andrea），本名为Carlo Broschi，在跟波波拉（Porpora）学习过程中，他被Farina兄弟收养，为了感激他们的养育之恩，根据当时的习俗，他起了艺名“Farinelli”。

他15岁首次登台，之后声名大噪，32岁时被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五世编入宫廷，直到1759年费迪南六世去世，他才回到意大利的故乡。他在博洛尼亚定居，潜心于音乐之中，只接见如莫扎特，格鲁克等杰出作曲家的来访。1782年他去世，遗产留给了他的侄子和照顾他的仆人。按他的遗愿，法瑞内利被安葬在博洛尼亚的山腰，之后墓园被拿破仑的军队踏过，什么都没有留下。

就是这些了，简简单单，记录中留下的只是他的慷慨大度，在西班牙宫廷任职期间，他竭尽所能频繁帮助西班牙人民，举办音乐会捐助孤儿院。对他的哥哥利卡度（Riccardo），只是提到他曾为弟弟作曲，没有影片中的哀哀怨怨牵扯不休，更没有那些吸引眼球的畸形爱恋。真相总是如此平实而简单，是虚构的电影给了我们太多的想象，太多的疑问，也有太多“浅薄的陶醉”。

导演和编剧们总是喜欢挖掘历史背后人物的内心，然后根据他们的理解，捏造一份惊世骇俗的爱恋或者理想，用以挑逗荧幕之下观众们旺盛的猎奇欲与虚伪的道德心。亚历山德拉是否真有其人已无法可考，然而傅聪先生愤怒的说，杜普蕾根本不是那样的人。

所以我们听到那著名的艾尔加协奏曲并不是最完美的1968年版本，而现实中的交响乐大师Daniel Barenboim甚至也并非影片中的情浓义深。

还是让我们回到最初吧，讨论信仰与梦想，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王尔德主张艺术应该游离人生，艺术先于生活。然而就在成就到达颠峰之时，他的阿多尼斯为他敲开了雷丁监狱的大门。

要么选择艺术，要么选择生活，这似乎是每个艺术家的人生必经之路。如果没有castrato的存在，亨德尔时期的音乐绝不会那么绚烂多彩，法瑞内利更只会是一个普通的歌唱家，名不见经传。如果杰基真如姐姐希拉里一般隐忍，甘于平淡，如果她也选择了爱情与家庭作为信仰，那么《艾尔加协奏曲》就不会再与她有任何关连。

“你要为它付出你的一生，”年轻的杜普蕾从赞助者手中接下了那把著名的David Dorf大提琴。

她是英国20世纪最伟大的音乐神童，她的大提琴演奏激情荡漾充满个性。然而美丽往往短暂，如怒放后的烟花，杜普蕾28岁患上绝症，她真正的舞台生涯只有十年。选择了十年的辉煌而放弃家庭的温暖，巴伦勃依姆回忆说，杜普蕾不抱怨病情，她对恢复演出充满了希望。

如此，很难再与影片中那个濒临崩溃的任性小女孩联系到一起，如果她真的那么憎恨大提琴，她如何还能演奏出如此慷慨激昂的乐章？同样很难相信由Stefano扮演的法瑞内里，他深为同代人所赞扬的谦虚品性与人格魅力在影片中根本毫无反映。

总喜欢学HILARY AND JACKIE，而称呼《法瑞内里》为RICCARDO AND CARLO。两部同样根据“真实人物”而改编的影片，前者写姐妹，后者写兄弟，而他们又都与音乐有关。片中主角所效忠的艺术信仰，正在后人所编攒的亲情与欲望的旋涡里纠缠不休。

杜普蕾28岁因病被迫息琴，死时年仅42岁；法瑞内利32岁从公开演出的舞台上退隐，每晚只为怪癖国王唱歌解忧，浪费了长达十年的宝贵光阴。

还有19岁的尼金斯基，1909年的俄罗斯演出季上，他的舞姿在一夜之间征服了巴黎城。然而这个才华横溢的芭蕾天才只在舞台上跳了九年。30岁时尼金斯基患了精神分裂症，从此被监禁在疗养院，直至1950年去世。

1948年影片《红菱艳》的最后，莱蒙托夫在没有女主角的情况下上演了《红舞鞋》。1931年1月巴甫洛娃去世，英国皇家剧团终止了现场演出，乐队奏起圣·桑的《天鹅之死》，一束追光在舞台上缓缓移动。


(13/02/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