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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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后来被指责为偏离了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左”的思潮，其在学术评价方面形成的特点是：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观点一定比唯心主义观点更为高明，政治上的激进主张一定比保守主张更值得肯定，而文学上的进步与否，则决定于它与上述哪种哲学观点和政治主张相关联。这样一来，骈文、古文的问题其实不必关心，是否“载道”也无关紧要，关键是据历史人物谈及宇宙生成或社会发展的言辞，来辨别其属于唯物论抑或唯心论，如果此人生前正好撞见一次政治改革、“农民起义”或其他重大政治事件，那么据他对此事件的态度来考评其进步与否，便是极简当的办法。如此辨别和考评的结果，使许多学术领域呈现出迥然不同往日的新貌。同样是“道学家”，只因有关“气”和“理”的论述稍有差异，便可能分属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同样倡导新儒学和“古文运动“的韩愈、柳宗元，也不免如此分属。尽管唯物主义者柳宗元绝不可能把唯心主义者韩愈认作他思想上的敌人，但因为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斗争史，所以韩、柳之“斗争”势不可免。如果再引人“阶级分析”，那么官至吏部侍郎又喜欢夸耀郡望的韩愈多半要被归人大地主阶级，而政治上遭受打击又著有《六逆论》以反对贵族礼制的柳宗元最多算个中小地主，二人在阶级属性上的差异也注定他们要“斗争”的。 (查看原文)

  喝水没烦恼 9赞 2020-06-02 17:28:04

• 窃以为，鉴于宋人文化使命感的强烈与文化承传意识的浓厚，其各种文化活动的历史大致都呈现“作者作之，述者述之”的面貌，即都可分成“作”与“述”两个阶段，就文学领域而言，欧苏文、苏黄诗范式的形成，是“作”的阶段，其后便是“述”的阶段。就此而言，欧阳修古文乃是“作”的大端，而徽宗朝“元祐党人”后学的文学创作，已在“述”的阶段，吕本中政和三年帖就提出了“述”的宗旨，是宋代诗文创作从“作”的阶段转向“述”的阶段的历史现实在理论上的明确揭示。此帖只讲到诗文，若论及词史，则苏轼和秦观的词也分别为宋词的豪放、婉约二体奠定了基调，也当视为宋词的范式。一代文学范式的形成，也就是这一代文学总体特征的成熟，若以此为界，将宋代文学史科判为前、后两段，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如果一定要分作初、盛、中、晚四期，则欧公断无外于“盛”期之理，而被苏辙指责为“斯文久衰弊”的徽宗朝，至少不能全部纳入“盛”期。“盛”期的基本内容应是：欧苏文、苏黄诗、苏秦词，时间上约为仁、英、神、哲四朝，与徽宗朝的前半期，前后不到一百年。在此期间，宋人在政治上经历了“庆历新政”、“熙丰新法”与“元祐更化”，最后又出现了“国是”专断的局面，但军事上基本能保护边界的稳定，社会经济持续着繁荣局面，哲学上创建了“道学”，科学上留下了《梦溪笔谈》这样的巨著，史学上则完成了《新五代史》、《新唐书》、《资治通鉴》的编撰，文学上形成了欧苏文、苏黄诗、苏秦词范式，尽管有“新旧党争”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各种对立元素间的冲突，但总体上仍构成一个士大夫文化的盛世，这也正是中唐以来的科举士大夫文化运动全面地收获其硕果的时期。 文化“盛世”的一个突出的表现是，集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学者于一身的文化巨匠型的士大夫相继崛起于朝，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等，都曾身居高位而领袖时流，发挥其倡导之功，他们使北宋的庙堂几乎成为一个文坛和学界。自徽宗朝以后，宋朝的庙堂上... (查看原文)

  若存 4赞 2019-04-01 19:4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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