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坏铁屋子的希望或者还有？——从“纸书死了吗”所联想到的

在他一分钟前捧书而读一分钟后拿起手机，后又重复此变换时，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在印刷文化与网络文化边缘挣扎的灵魂。他时而瞪大眼睛，时而会心一笑，不用看我就知道，露出后者心有戚戚表情时，他脑袋里必是文字撞击纸张荡出的涟漪。

此刻，旁边一女士拿着记号笔在21世纪经济观察报上画着什么。竟给我一种纸媒尚未穷途末路的错觉。

不知是职业病还是怎样，我始终对纸书有着强烈的执着。林语堂笔下的手捧书三十度角斜倚在床头的闲情逸致引起多少人羡慕，旧书摊上捞到宝翻开发黄的纸页又是多么令人心动。我执着于纸书带给我的舒缓，而抗拒电子书的粗暴，它似乎永远在催促着你快翻页翻页，移动设备跳出来的五花八门的消息提示则在诱惑着你快点开点开，最终咆哮着的信息垃圾之河唱着歌没过我们头顶。

不知多少人有过类似的经历，本来想拿起手机处理事情，三四次拿起，又三四次放下，最初要处理的事情还乖乖躺在未完事项中。上个周末，这种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五次，而桌对面的室友则在我询问她账单时拿起手机查看，再放下时一阵沉默。忘记了拿起手机的初衷，所以才会在放下手机时沉默而不是告诉我账单明细。

瞧，互联网时代的移动设备使我们都患上了健忘症、失语症、强迫症。而意识到这点并痛心疾首，这种幡然醒悟带给我的焦虑远远大于瘫坐于电子设备前的刺激。畅欢有多少，虚空就有多少。

有时候在想，如果一直不醒来该多好。这样我就成了鲁迅笔下熟睡中被叫醒看到四面皆厚障壁、埋怨中切肤感到“就死的悲哀”的看客。醉生梦死多好，娱乐至死也可，就是不要这种“有意识的等死”。

所以我几乎以一种作战的姿态，在对抗互联网带给我的焦虑和捆缚。

结果往往是，早高峰玩手机的人太多，胳膊肘贴胳膊肘，面前摆着一堆明晃晃的屏幕。就算两人之间有横亘一本书的空隙，为避免手机与书本高度相撞的尴尬，只得侧身微偏。如果旁边的拥挤程度是人贴人，连微偏都很困难。所以一周五天下来，能找着机会钻缝打开书的天数，不超过三。一本薄达两百五十页的小32开，只在地铁上读的话往往能读三周。

数字化阅读正在噬咬着我的骨头，我在抗争过程中甚至习惯了这种噬咬带来的快感和愉悦。所以我最集中注意力读书的时间只有在地铁的早高峰，其余时间则贡献给了办公桌上每隔一小时、晚上散工回家时时刻刻捧着的电子屏幕。周末计划好摞在椅子旁的高高书山，也湮没于闪瞎的屏幕和一天从中午开始的大懒觉。

哀悼“纸书死了”的人和说2012年是地球末日一样的老古董，其陈旧程度好比满目惊奇地与别人兜售乔布斯一样。我拒绝爬坟墓刨祖坟，同样，我也拒绝对异见一股脑地泥沙俱下。记得当初与同事讨论起来，双方都觉得，答案必然是肯定的，我们可以收拾行李准备关门大吉了。可是，比纸书死了更让我抗拒的，是对思考的主动拒绝和习惯性忘却。因为读书，往往与思考直接相关，不读书，直接意味着将头盖骨掀开，不加鉴别地统统接收网络的高速公路塞给的思想。

这才是苏珊·雅各比《反智时代》的主题——

伪科学、垃圾思想、假新闻、反逻辑、铺天盖地的名人文化与青年文化、无孔不入的娱乐文化……人们越来越陶醉于不断降低的愚蠢标准中而不自知。

纸书陷入穷途末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类有一天断绝了对智识的追求。如果孩子们被教授的知识都是错的，媒体报道的也是未分辨真假的新闻，大大小小的屏幕前堆满了人脸和一双双呆滞攫取的眼睛，你就会明白，奥威尔之外，赫胥黎才是真正的先知。

这本书中专门有一章对娱乐文化带来的文化冲击大加挞伐，对平面媒体的衰落进行哀悼：“如果说书籍是精神生活中最强大、最不可或缺的支柱，那么对话就是第二重要的。近四十年来，向对话发起的侵袭要比对文学的攻击更加猛烈。”（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

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坏的年代。书的原名是“美国非理性”，英文版甫一出版就引起热议，有媒体甚至指责作者“以非理性的方式批判美国非理性”。可是，即便本书中的许多事实有预设立场，但你无法拒绝这种当头棒喝。这本书读着读着，思路就飞出美国落到当下。可谓之21世纪的警世恒言。

纸书是温柔乡，请诸君保持智识世界之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