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交困下的中国外交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真的尽力了

与唐启华的《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注重挖掘新外交档案不同的是，这本书着重从政治派别与大国外交两个角度来分析中国为何在巴黎和会失败。

一战的胜利，让很多人以为“公理战胜强权”，乃至让他们提出诸多不合实际的要求，例如归还中国原有领土。朝野各方对巴黎和会充满期待，希望一举改变近代以来不平等的国际地位。

但事与愿违，对外方面，中国实力不够资格进入大国俱乐部，与中国利益直接冲突的日本一直掌握着主动权，而本来支持中国的美国为了与日本交换种族平等问题而牺牲中国山东利益。

对内方面，中国国内政治派别错综复杂，以徐世昌为首的总统府，安福国会背后的段祺瑞，围绕在梁启超周围的外交系，假装南北和谈的南方政府，各地方督军，这些政治派别利益相互纠葛，在面对山东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考量，但最终都只是喊口号而将问题完全抛给巴黎和会中国外交代表团。“那些并不直接当政的派系，由于并不担负实际责任，遇事往往口出高论，或者博取名誉，或者用于派系之争”。内外交困之下，中国代表团只能尽力而为，可惜最终还是没能达到预期目标。

因为巴黎和会失败而引发的五四运动，也不是简单纯粹的下层学运。“一大批职业政客，尤其是失意政客······他们携带着各自的新仇旧恨，纷纷加入到学潮与政争的行列，推波助澜，从中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此而构成上下结合，互为借力的局面。可以说，它既是学潮，又是政争”。

读罢，想到二战结束后中国参与战后世界秩序重建的过程，与之比较有类似之处，例如同样南北之争，但也有不一样之处，例如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虽然中国利益在雅尔塔会议上部分受损，但基本上还是取得令国人满意的结果。如此看来，强权虽然不等于外交，但没有强权支持的外交还是万万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