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装的生活
我不知这是否算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它更像是作者伊丽娜•戈罗霍娃的回忆录，在中间插了几页关于她生活的真实照片可以佐证这点。这使得我们对作品的真实性不容怀疑，更重要的是叙事的语调不像当代英美文学凸显在场感，而是充满了一种尖刻、嘲讽的回顾感，例如她在文中写到“1920年，粮食配给又再度紧张起来，饥饿的阴霾笼罩着整个国家，这以后六十年的恐怖和不祥已依稀闪现在地平线上”。小说里时常出现时间网络交错状，作者站在现在时的位置，回看1920母亲生活的年代，但同时又带入接下来六十年的阴霾。
作者的笔触不像一部忠实记录的摄像机，而像是一部显微镜，它放大了这个国家的谎言，和旨在将苏联建成乌托邦国度下的真实：父子之间的出卖，异性间的检举，对入侵阿富汗的合理化表达，对英美的丑化。这是一个少女在成长中隐约感受到的，在意识形态摇摆中，撕裂的缝隙里露出的真实一角。她从出生就开始接受谎言的灌输，在幼儿园时身边充斥着诸如“把你的汤喝掉，否则，你会死掉的”、“如果不把你的奶喝完，你就会生病”，伊丽娜“几乎就相信她说的是真的了”，但随着她的成长，随着不断渗透进来的文学作品、戏剧、来访的外国人和自身敏锐的洞察力，她逐步拨开迷雾，看清这个国家的真相。直到最后，她选择离开这里。
“面包屑山”这个意象表面是外祖母对孩子的关爱，而更深的却是一个国家面对饥饿的恐慌感以及掩饰真相的谎言。在食品供给匮乏的年代，外祖母把面包和方糖碾成碎屑，形成两座小山，无知的孩子被这个谎言唬住，用一个小时一粒一粒把它们放进嘴里，而年长的孩子，通过交换眼神，了解真相。全书选择这个意象作为题目，将家庭内部环境与国家外部灾难并置，两者却形成了一个合谋的关系，造成了一种反讽的效果。
童年时，伊丽娜就懂得在乌托邦世界里生活的唯一法则就是“学会假装”，她把它称为一种“把戏”，“父母工作时候玩，姐姐在学校玩，我们所有人都装着在做着什么事情，而看着我们的人也假装他们在深切地关注着我们，好像不知道我们是在做戏。”才几岁的孩子就开始熟练地运用着生活的法则，偶尔也用“假装”的策略给童年生活增添一点乐趣。可悲的是当面对和自己幸福有关的婚姻选择时，主人公依然在假装，“我知道如何能装得很像，我愿意装出我们是一对恩爱夫妻的样子。”，“假装”是小时候就被外祖母灌输了“谁也触摸不到你的内心”的教诲，是一辈子需要练习的生存术。如果说成年以后发现自己童年时所受的教育，无法形成对真实世界有效认知，一切价值观需要重新建立是一场悲剧，那《面包屑山》的悲剧在于主人公从小就隐约感觉到这一切的不对劲，随着生活的艰难不断验证着乌托邦世界的虚幻，她缺乏幸福的童年，却也收获了冲破屏障的勇气。
同样是描写集权统治下的乌托邦世界的《1984》，是突然发现真相的人不断挣脱的故事，充满着撞击的力量。而《面包屑山》则是不断被驯化的故事；是这个国家的人安于现状，心甘情愿接受洗脑的故事，就好像主人公的玩伴妮娜，最终选择安于现状生儿育女；是不停撕破真相的主人公，和生存在谎言之下的身边人愈发格格不入的故事。它有多种读解方式，于是读起来有一种错位的感觉，尤其是在全书的中段，伊丽娜不断和体制周旋着，她嘲讽却不得不遵守。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的她，却只能就读大学夜读部，而全日制的名额让给了工人阶级子女，对这一切伊丽娜并没有明确的反抗，只是暗自策划着要离开这里，她把可能爆发的力量自行消解掉。《1984》的主人公发现真相后，开始察觉到一切都不对劲，而《面包屑山》的主人公，一点点在撕开谎言的口子，向真相张望。随着父亲假牙代表的饥荒真相，英国少年带来的关于另一国度的真相，《榆树下的恋情》关于欲望的真相，还有那些被奉为民族英雄的作家们的生活真相被揭露，伊丽娜开始学会对谎言免疫，她形容随处可见的《真理报》是最不可能找到真相的地方，久而久之，对那些歪曲真相的文章有了免疫力。
在全书里，伊丽娜的成长和母亲的选择，成了两条相反的曲线，曾经勇敢写信给斯大林要求增加产房的母亲，曾经和部队上司顶撞执意要救平民少年的母亲，曾经经历了三次婚姻却依然坚强的母亲，是伊丽娜眼里被谎言驯服的最好注解。母亲变成了一个不苟言笑的女人，坚决服从社会的秩序，用福尔马林刺鼻的气味熏陶着女儿进入严谨的科学世界。伊丽娜想离开国家的心跟想离开母亲的心一样坚定，因为在她看来“这个国家让我觉得那么像我的母亲。他们两个，我的母亲和我的祖国，几乎是同样的年龄。他们都喜欢秩序，专横，总是在提防着什么；他们都平淡乏味，，无论是我母亲还是我的祖国都不懂得人生命中重要的东西：戏剧的魔法、英语语言的力量、爱情。他们就像是7月份上下班高峰期的公共汽车，你在里面不能呼吸，不能移动，不能挤到车门那里下车。”关于国家和母亲的类比，也显示出伊丽娜缺乏一位真正作家对人性深处的体察，自传体回忆录尽管真实还原了细节，却由于先入为主的偏见，而使得人物脸谱化。母亲年轻时的勇敢和对爱情的执着，正表明了她对生活的掌控力，在面对大女儿学习表演的事情上，她最后也开明地同意了，作为一个失去丈夫的知识女性，她更需要在谎言的社会里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冷酷和顺从规则是她套上的面具。
《面包屑山》并非一个冲破谎言，走向新天地的故事，相反伊丽娜擅用谎言，擅于假装，她运用并非基于爱情的跨国婚姻，带自己离开了这个国度，在美国平静地生活，与家人团聚，享受着俄国不曾有过的“隐私”，在全书一直捍卫着尊严的伊丽娜，到最后依然是出卖了尊严挣脱强权，这才是最触动我的地方。
不得不说，这并不是一次愉快的阅读体验。一是因为我和故事发生背景的隔阂，我既没有经历过集权统治，也没被饥饿和封闭困扰，我所在的世界是过于开放以至于对信息无从分辨，过于繁华，而无从消化。每每读过，总是会把伊丽娜想成一位朝鲜姑娘。倒是跟长辈说起这本书，他只听介绍就表示对这个内容的感兴趣。《面包屑山》也适合对苏联历史有全面了解的人阅读，它发生的背景是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年代，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斗争和对人民的控制。二是，作为当事人的回忆录，书里还是充满了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作者无法像一位大作家一样以更广阔的心却看待一切，她以一种胜利的“逃亡者”心态去回忆过往“挣扎着”的历程，使得行文中布满了一些有趣的缝隙。
作者的笔触不像一部忠实记录的摄像机，而像是一部显微镜，它放大了这个国家的谎言，和旨在将苏联建成乌托邦国度下的真实：父子之间的出卖，异性间的检举，对入侵阿富汗的合理化表达，对英美的丑化。这是一个少女在成长中隐约感受到的，在意识形态摇摆中，撕裂的缝隙里露出的真实一角。她从出生就开始接受谎言的灌输，在幼儿园时身边充斥着诸如“把你的汤喝掉，否则，你会死掉的”、“如果不把你的奶喝完，你就会生病”，伊丽娜“几乎就相信她说的是真的了”，但随着她的成长，随着不断渗透进来的文学作品、戏剧、来访的外国人和自身敏锐的洞察力，她逐步拨开迷雾，看清这个国家的真相。直到最后，她选择离开这里。
“面包屑山”这个意象表面是外祖母对孩子的关爱，而更深的却是一个国家面对饥饿的恐慌感以及掩饰真相的谎言。在食品供给匮乏的年代，外祖母把面包和方糖碾成碎屑，形成两座小山，无知的孩子被这个谎言唬住，用一个小时一粒一粒把它们放进嘴里，而年长的孩子，通过交换眼神，了解真相。全书选择这个意象作为题目，将家庭内部环境与国家外部灾难并置，两者却形成了一个合谋的关系，造成了一种反讽的效果。
童年时，伊丽娜就懂得在乌托邦世界里生活的唯一法则就是“学会假装”，她把它称为一种“把戏”，“父母工作时候玩，姐姐在学校玩，我们所有人都装着在做着什么事情，而看着我们的人也假装他们在深切地关注着我们，好像不知道我们是在做戏。”才几岁的孩子就开始熟练地运用着生活的法则，偶尔也用“假装”的策略给童年生活增添一点乐趣。可悲的是当面对和自己幸福有关的婚姻选择时，主人公依然在假装，“我知道如何能装得很像，我愿意装出我们是一对恩爱夫妻的样子。”，“假装”是小时候就被外祖母灌输了“谁也触摸不到你的内心”的教诲，是一辈子需要练习的生存术。如果说成年以后发现自己童年时所受的教育，无法形成对真实世界有效认知，一切价值观需要重新建立是一场悲剧，那《面包屑山》的悲剧在于主人公从小就隐约感觉到这一切的不对劲，随着生活的艰难不断验证着乌托邦世界的虚幻，她缺乏幸福的童年，却也收获了冲破屏障的勇气。
同样是描写集权统治下的乌托邦世界的《1984》，是突然发现真相的人不断挣脱的故事，充满着撞击的力量。而《面包屑山》则是不断被驯化的故事；是这个国家的人安于现状，心甘情愿接受洗脑的故事，就好像主人公的玩伴妮娜，最终选择安于现状生儿育女；是不停撕破真相的主人公，和生存在谎言之下的身边人愈发格格不入的故事。它有多种读解方式，于是读起来有一种错位的感觉，尤其是在全书的中段，伊丽娜不断和体制周旋着，她嘲讽却不得不遵守。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的她，却只能就读大学夜读部，而全日制的名额让给了工人阶级子女，对这一切伊丽娜并没有明确的反抗，只是暗自策划着要离开这里，她把可能爆发的力量自行消解掉。《1984》的主人公发现真相后，开始察觉到一切都不对劲，而《面包屑山》的主人公，一点点在撕开谎言的口子，向真相张望。随着父亲假牙代表的饥荒真相，英国少年带来的关于另一国度的真相，《榆树下的恋情》关于欲望的真相，还有那些被奉为民族英雄的作家们的生活真相被揭露，伊丽娜开始学会对谎言免疫，她形容随处可见的《真理报》是最不可能找到真相的地方，久而久之，对那些歪曲真相的文章有了免疫力。
在全书里，伊丽娜的成长和母亲的选择，成了两条相反的曲线，曾经勇敢写信给斯大林要求增加产房的母亲，曾经和部队上司顶撞执意要救平民少年的母亲，曾经经历了三次婚姻却依然坚强的母亲，是伊丽娜眼里被谎言驯服的最好注解。母亲变成了一个不苟言笑的女人，坚决服从社会的秩序，用福尔马林刺鼻的气味熏陶着女儿进入严谨的科学世界。伊丽娜想离开国家的心跟想离开母亲的心一样坚定，因为在她看来“这个国家让我觉得那么像我的母亲。他们两个，我的母亲和我的祖国，几乎是同样的年龄。他们都喜欢秩序，专横，总是在提防着什么；他们都平淡乏味，，无论是我母亲还是我的祖国都不懂得人生命中重要的东西：戏剧的魔法、英语语言的力量、爱情。他们就像是7月份上下班高峰期的公共汽车，你在里面不能呼吸，不能移动，不能挤到车门那里下车。”关于国家和母亲的类比，也显示出伊丽娜缺乏一位真正作家对人性深处的体察，自传体回忆录尽管真实还原了细节，却由于先入为主的偏见，而使得人物脸谱化。母亲年轻时的勇敢和对爱情的执着，正表明了她对生活的掌控力，在面对大女儿学习表演的事情上，她最后也开明地同意了，作为一个失去丈夫的知识女性，她更需要在谎言的社会里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冷酷和顺从规则是她套上的面具。
《面包屑山》并非一个冲破谎言，走向新天地的故事，相反伊丽娜擅用谎言，擅于假装，她运用并非基于爱情的跨国婚姻，带自己离开了这个国度，在美国平静地生活，与家人团聚，享受着俄国不曾有过的“隐私”，在全书一直捍卫着尊严的伊丽娜，到最后依然是出卖了尊严挣脱强权，这才是最触动我的地方。
不得不说，这并不是一次愉快的阅读体验。一是因为我和故事发生背景的隔阂，我既没有经历过集权统治，也没被饥饿和封闭困扰，我所在的世界是过于开放以至于对信息无从分辨，过于繁华，而无从消化。每每读过，总是会把伊丽娜想成一位朝鲜姑娘。倒是跟长辈说起这本书，他只听介绍就表示对这个内容的感兴趣。《面包屑山》也适合对苏联历史有全面了解的人阅读，它发生的背景是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年代，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斗争和对人民的控制。二是，作为当事人的回忆录，书里还是充满了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作者无法像一位大作家一样以更广阔的心却看待一切，她以一种胜利的“逃亡者”心态去回忆过往“挣扎着”的历程，使得行文中布满了一些有趣的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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