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面战场前遁走
作者设定了一个极权社会的形态。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不允许保留书籍，没有人读书，消防队员的职能是发现藏书并且焚毁之。
这其实是很简单的反智社会的设定，也并无太出奇之处。但观察一个世界设定是否强大，不是看梗，还要看细节。这就是说，这个世界的逻辑、规则体现在具体生活细节里是什么样？
在Ray设定的世界里。人们被驱赶着生活，总是很忙。交通工具的时速要到150公里以上；人们睡觉时要带着耳塞——听各种各样的声音；家里要有三面电视墙，电视墙上有各种各样的亲戚在不间断地和你说话；如果你服药自尽，有血液清洗仪器可以将你全身更换，让你重新生活，并且不记得你为什么会服药。
这些是具体的生活方式。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相信让人们不思考，而仅仅获得快乐是最好的。“少数派的压力”是原因。“人口越多，少数派的种类也就越复杂，别踩了爱犬族的脚趾，还有爱猫族，医生，律师，商人，各类长官，摩门教徒，浸信会教友，一神教派信徒，第二代中国移民，瑞典人，意大利人，德国人，得克萨斯人，布鲁克林人⋯⋯市场越大，你就越难处理争端。” 这似乎是作者在40年代的美国所面临的困境。因为矛盾太难处理，所以创造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这就是一个反智社会形成的原因么？这个原因可以充分到通向反智社会么？
好吧，也许我在苛求。世界设定一向是不管途径的。
中间吸引我的有这样一段思辨。即消防队长在给蒙特戈洗脑让他相信无书的世界更好的时候，发表了一段滔滔雄辩。他用了各种哲人之间相互矛盾的话互相攻击，彼此相左。书有什么用呢？书只能带来矛盾和混乱，书之间彼此矛盾和混乱。
于是我等着作者，借蒙泰戈来正面反驳。但是主人公只是遁走了。在这个正面战场中，为什么要遁走呢？为什么需要书，需要这些混乱的相左的思想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呢？
我读到遁走那一节颇为失望，这是个很难论辩的问题。抽象来看，为什么我们需要矛盾、需要混乱、需要多样？如果说科幻小说想讨论这个本是公理的母题，那就应该让这个母题真正严肃地被讨论。因为在反智的设定里，它恰是需要被讨论的，如果它不言自明就不会导向这个结果。
当然，也许Ray Bradbury的强项不是讲道理。他的强项在于场景和抒情。作者想借将蒲公英蹭在下巴上的思念，和人真正的交谈，穿过铁路躺在枯叶堆上，问妻子到底什么是爱⋯⋯等等细节，想借唤起人本身的天性——对人本身五感和思考的尊重——来侧面说明这公理的不言自明。我不能说它是无效的，我只能说它让我落空了正面战场的期望。这些场景温柔而多情，像眨巴上你脸颊的扑闪扑闪的睫毛，对，它很好，但是它对于这世界设定来说仍然不足够，不足够有力，而这场论辩应当是艰难而有力的。
所以Ray Bradbury的强项在《火星编年史》里简直是光彩夺目。但是在这个故事里却捉襟见肘。
最后我抛开评价，摘录一段我个人喜欢的段落：“每个人死后都要留下点什么，我的祖父这样说过。孩子、书、画、房子、一堵自己修的墙、一双自己做的鞋，或者是种满花草的花园。你的手以某种方式碰过某样东西，所以等你死了以后，你的灵魂就有地方可去；人们看着你种的花草树木，你就在那里。做了什么并不重要，他说，只要你可以改变它，你的手接触它之前是一个样子，你把手拿开之后，它就变成了某种跟你类似的东西。只会修剪草坪的人和一个真正的园丁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他们的触摸，他说。修剪草坪的人好像根本就没有出现在那里；而园丁一辈子都会在那里。”
这其实是很简单的反智社会的设定，也并无太出奇之处。但观察一个世界设定是否强大，不是看梗，还要看细节。这就是说，这个世界的逻辑、规则体现在具体生活细节里是什么样？
在Ray设定的世界里。人们被驱赶着生活，总是很忙。交通工具的时速要到150公里以上；人们睡觉时要带着耳塞——听各种各样的声音；家里要有三面电视墙，电视墙上有各种各样的亲戚在不间断地和你说话；如果你服药自尽，有血液清洗仪器可以将你全身更换，让你重新生活，并且不记得你为什么会服药。
这些是具体的生活方式。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相信让人们不思考，而仅仅获得快乐是最好的。“少数派的压力”是原因。“人口越多，少数派的种类也就越复杂，别踩了爱犬族的脚趾，还有爱猫族，医生，律师，商人，各类长官，摩门教徒，浸信会教友，一神教派信徒，第二代中国移民，瑞典人，意大利人，德国人，得克萨斯人，布鲁克林人⋯⋯市场越大，你就越难处理争端。” 这似乎是作者在40年代的美国所面临的困境。因为矛盾太难处理，所以创造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这就是一个反智社会形成的原因么？这个原因可以充分到通向反智社会么？
好吧，也许我在苛求。世界设定一向是不管途径的。
中间吸引我的有这样一段思辨。即消防队长在给蒙特戈洗脑让他相信无书的世界更好的时候，发表了一段滔滔雄辩。他用了各种哲人之间相互矛盾的话互相攻击，彼此相左。书有什么用呢？书只能带来矛盾和混乱，书之间彼此矛盾和混乱。
于是我等着作者，借蒙泰戈来正面反驳。但是主人公只是遁走了。在这个正面战场中，为什么要遁走呢？为什么需要书，需要这些混乱的相左的思想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呢？
我读到遁走那一节颇为失望，这是个很难论辩的问题。抽象来看，为什么我们需要矛盾、需要混乱、需要多样？如果说科幻小说想讨论这个本是公理的母题，那就应该让这个母题真正严肃地被讨论。因为在反智的设定里，它恰是需要被讨论的，如果它不言自明就不会导向这个结果。
当然，也许Ray Bradbury的强项不是讲道理。他的强项在于场景和抒情。作者想借将蒲公英蹭在下巴上的思念，和人真正的交谈，穿过铁路躺在枯叶堆上，问妻子到底什么是爱⋯⋯等等细节，想借唤起人本身的天性——对人本身五感和思考的尊重——来侧面说明这公理的不言自明。我不能说它是无效的，我只能说它让我落空了正面战场的期望。这些场景温柔而多情，像眨巴上你脸颊的扑闪扑闪的睫毛，对，它很好，但是它对于这世界设定来说仍然不足够，不足够有力，而这场论辩应当是艰难而有力的。
所以Ray Bradbury的强项在《火星编年史》里简直是光彩夺目。但是在这个故事里却捉襟见肘。
最后我抛开评价，摘录一段我个人喜欢的段落：“每个人死后都要留下点什么，我的祖父这样说过。孩子、书、画、房子、一堵自己修的墙、一双自己做的鞋，或者是种满花草的花园。你的手以某种方式碰过某样东西，所以等你死了以后，你的灵魂就有地方可去；人们看着你种的花草树木，你就在那里。做了什么并不重要，他说，只要你可以改变它，你的手接触它之前是一个样子，你把手拿开之后，它就变成了某种跟你类似的东西。只会修剪草坪的人和一个真正的园丁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他们的触摸，他说。修剪草坪的人好像根本就没有出现在那里；而园丁一辈子都会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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