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稷：诗歌批评的形式招魂——读伊格尔顿的《如何阅读一首诗》

　　原载《文景》杂志2010年7、8月合刊

　　
　　　　
　　喧嚣的红尘已经难以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物质文明的发达，消费主义的膨胀，人们像羊群一样被欲望之棒驱赶着，四处奔走，却依旧“肥甘不足于口，轻暖不足于体，采色不足视于目，声音不足听于耳”，这个时候谁又会静静坐下来慢慢地阅读一首诗呢？或许，流行于当下的某些段子更能攫住空虚躁动的心灵，而所谓诗歌的生命脉动则日趋式微，这似乎已经成为无可奈何的事实。一个常见的控诉是：诗歌的死亡，批评家难逃其咎，因为文艺理论的抽象和空泛往往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对诗歌进行细读与品味。对此，伊格尔顿的回答是，此种指责纯粹是当代批评争论中毫无根据的陈词滥调。事实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批评家都进行了谨慎细心的文本阅读，譬如普希金之于俄国形式主义，拉伯雷之于巴赫金，布莱希特之于阿多诺，波德莱尔之于本雅明，卢梭之于德里达，巴尔扎克之于罗兰·巴特等等，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例子，伊格尔顿书中如是说。因此，在他看来，细读并非问题之所在，事实上现在很多研究、学习诗歌的人都对文本进行了仔细的阅读，但关键是，一个人在细读诗歌的过程中要追寻什么。伊格尔顿认为，上述枚举的那些批评大家们，其非凡卓越之处就在于在细读中保持了对文学形式的敏感。

　　现执教于英国兰卡斯特（Lancaster）大学的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是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迄今著书五十余本，其中被译成中文达数十种之多，诸如《文学理论导论》、《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审美意识形态》等等，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批评产生了较大影响。如同他以往的作品风格一样，《如何阅读一首诗》（How to Read A Poem）无丝毫晦涩，行文畅达，简洁干净，以轻快的笔调呈现出逻辑思辨的复杂、饱满与有力。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充满睿智的诙谐，有时或是一段冷冷的幽默，完全可以让人想象到老先生在书斋里写到得意处时那脸上的笑容。该书是伊格尔顿针对于西方现实中文学批评训练的不足与匮乏有感而发，书不厚，仅一百余页，在这样的篇幅里论述“如何阅读一首诗”这样的题目，或易失于艰深，或易流于肤浅，真是谈何容易。

　　书的一开始便提出了批评的功能问题，这实则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当下文学批评的危机。文学批评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对文学形式的忽视以及对自身社会、政治责任的漠然，此二者正是由批评功能的缺位所致。首先看形式方面，诗歌的形式（form）是该书重点关注的对象，而它往往被简单地等同于诗歌的韵律。在书中，伊格尔顿提醒我们要区分话语（discourse）和纯粹的语言（language）。为大多数诗歌分析者所经常采取的方式就是内容分析：叙述一下诗歌的内容，至多再加上几句评价。这种做法便是视诗歌为纯粹语言的典型做法。与此迥异，话语则呼唤一种对诗歌整体全面的关注，其中便包括诗歌语言所具有的形式。所谓“挖掘诗歌语言背后的意义”之陈述，实在是一个误导性的譬喻，因为在伊格尔顿眼中，这种具有空间维度的譬喻将语言置于一种外在、附属的地位，而事实上诗歌语言其本身便是其意义的建构者，或者说形式本身是建构性的。伊格尔顿用英国诗人奥登的诗作“美术馆”的第一章节为例，对文学形式的具体功能进行了形象说明。囿于篇幅，在此只引原诗开始的一行半来略窥一二。
　　
　　关于苦难他们从未看错，
　　这些古代的大师们：
　　
　　这里的“他们”即为古代的大师们，用正常语序来转述上述诗句就是：这些古代的大师们从未看错苦难。然而，这一转述无异谋杀。伊格尔顿指出，诗以一种较为随意的风格开头，使我们仿佛在聆听某个人在晚饭后的闲谈。通过颠倒次序，它间接地滑向诗歌的主题，使“这些古代大师们从未看错苦难”这一平白枯燥的陈述霎时变为更具角度、在句法构造上更具趣味的诗句。诗的第一行营造了一种戏剧般的悬念，促使我们跨到下一行去寻找“他们”究竟是谁。伊格尔顿还从语调和听觉效果等方面对该诗进行了深入剖析，以诗歌为例成功地为文学的形式招魂，突出了形式在文学批评上的重要功能。

　　文学批评不仅是囿于文学形式的批评，它同时应具备强烈的社会、政治责任担当，在这一方面伊格尔顿给予了一种历史性的关照，以西方文明中修辞与政治及社会生活之分合为例，有力阐发了文学形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功用。 今日之批评，实则与西方早期社会中的修辞大致相当。从古希腊、罗马一直到现代、后现代社会，修辞之流变宛如一条小河蜿蜒穿行于西方的社会生活中，间或地起起伏伏。对此，伊格尔顿娓娓道来，使读者一变为岸边的守望者，任无限遐思驰骋于古往今来。古希腊永远是热闹的，在这里修辞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紧紧拥抱：修辞的艺术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必需的，因它不仅是对语言形式技巧的研究，而且是取得特定社会政治效果之有力手段。在古希腊的民主中，语言及其力量成为检测“自由民”的试金石——一个真正的自由人应当被言语说服而不是奴隶一般屈从于暴力。古罗马帝国的后期，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修辞逐渐被隔离于实际社会生活之外，时至中世纪，已经成为一种学术上的探究。文艺复兴使修辞东山再起，但在启蒙运动时期，修辞因被视为客观真理之阻碍而再度受到压制。另一方面，诗歌在发展上逐渐转向内心，注重抒发个体生命体验，修辞的公共向度也最终受挫于私人化的诗学。正如伊格尔顿在书中的哀叹：修辞的历史并非是一个让人振奋的故事。作为文学批评的早期呈现，修辞最初所兼具的语言修饰和社会沟通上的双重功能，逐渐分离，并各自经历了类似的萎缩。今天大多数的批评家们对文学形式已经缺乏应有的敏感，其中有一些人还对文学批评的社会政治职责产生了怀疑。面对文学批评自身优良传统的沉沦，伊格尔顿不由振臂大呼：“重返远古。”

　　这种貌似复古主义的论调自有其当下之紧迫性。对文学形式的漠然，其严重后果之一便是体验的死亡。伊格尔顿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现代物质文明无情侵蚀着主体的体验，使其处于濒临灭绝的危险境地。快餐式地消费，一切风驰电掣般转瞬即逝，在现代都市永远强调当下的生存状态中，十分钟以前发生的事情就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作为主体的个人所消费的不再是具体的事物，而是一种体验，它如同已经提前做好的比萨，在店堂内高悬出售，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是张开嘴巴，将其吞进，占有这个已经成为商品的体验。这不只是伊格尔顿招牌式的调侃，也是可悲的现实。体验被异化为一种商品，毫无分别地交换出售，丧失了其原有的丰富多姿之个体性，沦为一种空虚的能指。在现代商品社会的阴影下，阅读也难逃其厄，同样存在着体验与主体之间的疏离。一些阅读往往冠以“悦读”之美名，而实际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愉悦来得那么得简单，甚至于有些轻率，或者说来得那么得有准备，甚至于有些叵测，因为很多人都不愿去买那些“难以消费的商品”，因而也就丧失了对语言本身的体验。

　　这无疑是一首关于现代人的挽歌。对此伊格尔顿开出药方：阅读诗歌，它能够带领我们重新实现与语言的亲密接触，拾回失落已久的体验。伊格尔顿视诗歌为一种语言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language），其意义在于意义浮现的整个过程，它极其固执地抵抗和拒绝自身如同其它物品一样被消费，强迫我们费力与之周旋，如T.S.艾略特所言：与文字和意义进行艰难的角斗。这很容易让人追忆起伊瑟尔（Wolfgang Iser）的那篇有关阅读过程的杰作。作为接受美学代表人物之一，伊瑟尔强调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能动性，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在文本阅读中极尽腾挪跳跃之能事的积极读者，然而对于现代社会的不少读者而言，这样的过程早已是久违多时了。在书中被数次提到的尼采，也曾大力提倡细读与慢读，以此来批判现代性及其对速度的盲目崇尚。“一口好牙和一个强健的胃”，这曾是尼采对读者的期待。

　　由此可见，伊格尔顿所倡导的对文学尤其是诗歌形式之关注具备了双重功用：经由语言本身来收复自在活泼的主体生命体验，而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文化的有力批判。后者体现了文学的社会政治意义，响应了伊格尔顿早年在《文学理论导读》中提出有关现代文学理论政治性的观点，而其对文学形式之社会政治生活功用的强调，自是有别于曾经辉煌一时的俄国形式主义。20世纪早期俄国的形式主义突出了文学的独立性及艺术特质，固然赋予了文学形式较高的地位，但却同时将其从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剥离。对形式主义有一个常见的误解，认为它缺乏历史的维度。其实也不尽然，正如姚斯（Hans Robert Jauss）指出的，形式主义只是局限于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而忽略了文学体系与其他社会体系的互动。伊格尔顿则发掘了形式主义自身产生的社会语境，称其为异化社会里绽放的诗学，并认为早期形式主义的形式美学实际上是一种否定美学。所谓否定美学，指形式主义并非通过正面特征的描述来界定何为诗歌，而是借助一种对日常用语的否定来实现其界定，即语言上的“陌生化”或“去熟悉化”。既然是一种否定的美学，就必然有所依赖，其前提是存在要否定的日常模式，而日常与诗化在语言上的分野也流露出了形式主义者们潜在的精英意识。依稀记得以前读过的一篇西方学者撰写的文章，也抛出“问世间，诗为何物”的问题，不过最终被作者转化为 “诗不为何物”的界定，将诗与诸如散文、小说、科技写作等其它文体一一做出区分，颇有“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的风范。“不了”本身也是对“了”采取的一种否定美学。

　　那么摆脱否定美学，从正面来界定诗歌如何？这绝对是一个烫手的山芋，香气诱人，热气灼人，很难想象有一个既具足够特定性又有足够包容性的概念来对诗歌进行一个准确而全面的描述。伊格尔顿曾在一篇有关文学之社会学研究的文章中自嘲为“既想拥有蛋糕又想吃掉蛋糕”的人，在本书对诗歌的界定上同样流露了类似的心理。他给出的定义是：诗是一个虚构的、具有语言创新性的道德陈述，它是由诗人来决定诗行终止于何处。这一定义主要由四个组成部分，都从正面的属性来界定诗歌。第一，诗歌是道德之陈述（moral statement）。这里的道德并非是对与错的简单区分，它所指向的是对人们行为和经验的品评，既包括好的行为，也有不好的行为，是一个用来审视人类经验整体的特定角度。第二，诗是虚构之陈述。虚构指诗与眼前现实语境的脱离，并以此种虚构化为更多人以不同方式接受。与虚构化相连的另一面是诗歌对实用功利性的拒绝，要求我们用非功利的眼光来看待它。伊格尔顿的例子是威廉斯的一首意趣盎然的短诗《这只是想说》：
　　
　　我已经吃了
　　那些李子
　　它们原来放在
　　冰箱里
　　
　　或许是你先前
　　留下
　　作为早餐的
　　
　　原谅我
　　它们美味可口
　　那样甜
　　而且那样冷
　　
　　这首诗仿佛一则贴在冰箱门上的简短留言，在内容上所涉也是将李子储存在冰箱这样具体实际的行为。然而伊格尔顿指出，将这一讯息以诗的形式分行呈现则是对实用功能的颠覆。让诗人着迷的是李子甜与冷的天然属性，诗人在自己与李子之间构建了一种极具诗意的关系，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明天早餐桌上用以充饥的水果。第三，诗歌是语言上“创新”（inventive）之陈述。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创新并非正面评价性的语言，而是一种几近事实的描述，因为前者将不好的诗歌排除在外，而并非每一首诗都具备了成功的语言创新。第四个部分是从形式特征着眼，强调了诗人在诗歌生成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及其形式体现。这个定义固然不能称之为完美无缺（事实上任何对诗歌的界定都会有各自的局限），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伊格尔顿确实煞费苦心，努力在诗歌之为诗歌的独特性与其自身具备包容性之间达到某种平衡。其中较为突出的一点是，不把诗歌的定义局限于好的诗歌，而在勾勒诗歌正面属性的同时，使诗歌在符示（signifier）与符指（signified）之间构成一个具备一定宽度的谱系，能够容纳不同质量的诗作，不是一味强调诗歌是符示对于符指的绝对胜出。

　　对诗歌形式意蕴的探讨是该书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如何看待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上，伊格尔顿也有异于大多数坚持形式与内容不可分的批评家。在实际阅读诗歌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感到形式与内容的交织，比如语调本身也可具有内容上的特殊意义。保尔·德曼（Paul de Mann）曾经 区分了两种阅读方式：诗学（poetics）和阐释学（hermeneutics）。诗学的阅读主要关注文本自身的结构互动、修辞及类型，而阐释学的阅读则更多指向某个特定文本的意义。比如，荷马曾将阿基里斯（Achilles）比作狮子，如果我们思考荷马在这里使用的是明喻还是隐喻，就属于诗学阅读的范畴。而如果我们得出阿基里斯是非常勇猛的结论，这就属于阐释的阅读，保尔·德曼认为我们往往要经由诗学的阅读达到阐释学的阅读。伊格尔顿虽然没有提到保尔·德曼的这段话，但诗学与阐释学的阅读无疑和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极其相像。伊格尔顿并不否认这一点，他将形式释为如何说，内容释为说什么，通过观察“如何说”来了解“说什么”，从这一方面看形式与内容的确不可分离。但他更强调形式本身有自己的生命及历史，对内容和形式做出一种概念上的区分将有助于突出形式的重要性。诗歌并不是一个递到我们手中的成品，关注诗歌的形式可以让我们审视意义的生成，允许我们体验那份体验的自身。

　　伊格尔顿的这本书为我们重新昭示了一个经常被现代消费文化忽视的事实：形式不仅仅是内容的映像，其本身也是一种建构性的内容；文字作为一种语言符号具有双重指向：既指向其本身之意义，同时又指向其它的语言符号，而诗歌正是在此双轮运作中完成的。综观全书，虽然也给出了一些具体阅读诗歌的方法，但总体上的重心还在于一种导向，强调形式之重要，伊格尔顿对于如何阅读一首诗的回答大概可以简化一句口号：“形式！形式！第三个形式！”或许面对当下的情境，在生命之灵性惨遭物欲阴霾的蒙蔽而奄奄一息之际，在鲜活的主体经验沦丧殆尽，蜕变为与店堂内出售的比萨饼毫无二致的商品之时，唤醒民众，引起疗救的注意，才是第一重要的。伊格尔顿为形式大张旗鼓，并非是形式主义的复活。如果其主张看似与当前流行的文艺批评研究之文化转向格格不入，那可能因为我们忘却了诗歌本身原有的社会属性。诗歌阅读也罢，文学批评也罢，现实生活也罢，伊格尔顿这本书都让我们想到印第安人的一句俗谚：“走慢一点，等等自己的灵魂”。那些现代社会中只顾低头赶路、行色匆匆的芸芸众生，可否略微放慢脚步，稍作驻足，与相违已久的灵魂做一次拥抱，体验、品味其间之兴会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