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一读

“上帝本没有赐给人幸福，习惯就是他的礼物。”

不管是谁，只要他还没死，都有日常生活。监狱中的人也不例外。一天天积累起来的无数个日子就是日常生活。王先生是怎么挺过来的呢。他引用了普希金的一句诗——“上帝本没有赐给人幸福，习惯就是他的礼物。”或许也因为他只呆了三年半，后两年还轻松得跟俱乐部度假一样，当然，这是后话了。 王老先生出生于一九四二年，比我舅舅大七岁。他所经历过的时代我舅舅多少也经历过，我经常问舅舅那些往事。我也读过一大批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书籍、小说和回忆录，反右、大跃进、夹边沟、四清、红卫兵、武斗、牛鬼蛇神、五七干校、上山下乡我都读了。不过关于这期间铁窗生涯的还是头一本。王先生书中所写的往事距今已四十年有余，连老先生呆过的K字楼也早已无影无踪，只剩下岗楼屹立在一角。幸有聂绀弩有诗为记：“奇书一本阿Q传，广厦千间K字楼。” 王先生的厄运，始于一九五八年。当时他还是高中生。因为下乡劳动时不相信党报上宣传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被扣上怀疑大跃进的帽子。不相信不要紧，我相信有很多人压根儿就没信过一亩地能产一百二十万斤粮食，但是你胆敢说出来，那就是“与党唱对台戏”。这就是生活给一个十六岁少年上的第一课。 第二次是一九六四年夏天，大学毕业时被公开定性为“反动学生”。勒令劳动考察三年，由北京市高教局组织到农场劳动，好不容易分配了工作，又被偶发事件打入监狱，也就是本书着重讲的内容，王先生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八年的监狱生涯。因“攻击和咒骂江青同志”，按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在狱中还得了化脓性脑膜炎，万幸捡了一条命。 这本书就是零零碎碎讲了几个内容。 一、什么人容易倒霉？

王先生总结了几条： 一是爱聊天，爱说风凉话。言多必失。也就是话痨，管不住嘴。大家都知道社会关注的是人的表态和话语，而不是真实的想法和做法。不过一个人说点假话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说假话，不说真话，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聂绀弩诗曰：“天下祸多从口出，号间门偶向人开。”上升到理论高度的话，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总是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让他们不表现是不可能的。” 二是和别人不一样。“那个时代最倒霉的不是好人，更非坏人，而是怪人。”也就是身上有和别人不同的东西，在思想和气质上被认为有些不合群的人，往往在历次运动中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王先生分析说：中国人有改变异端的冲动。 三是不要自恃根正苗红。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老百姓不能有疑问的，是没有“不明白”权的。不然，管你是贫下中农还是工人，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一样会给你颜色。 四是搞不清领导策略的人。要处理惩罚一个人，并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而是由于政治形势的需要。管理者认为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领导采取的策略很简单，把同一群体划成三类人，然后依靠积极的，团结一般的，打击反改造的。分类排队，制造差别和对立，挑动群众斗群众，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比如“反动学生”已经是农场的底层了，他们竟还瞧不起四类分子和右派分子。同时学生内部又被贴上“积极”和“消极”两种标签，让你充满希望，同时又战战兢兢。 五是运气。管监狱乃至兴建监狱的人自己也坐了监狱，这是常事。制定监狱伙食标准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助理，文革中也进了K字楼。也许大人物们能做到“口吐铅字”，永无真情实感。然而这也改变不了他们的命运。毕竟伴君如伴虎，越靠近权力中枢和喜怒无常的领导越危险。一个人人互相举报的时代，最后就变成了“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二、监狱怎么样？

学校教室、单位房间、军区大院都可以关人，但从法律上讲，只有收容站、拘留所、看守所、监狱这四个地方。收容所名字有温情，条件倒是最差。“一股难以形容的、极其呛人的恶臭”。拘留所比收容站略好一点，看守所比拘留所再好一点。还属监狱的条件最惬意，这点和今天并无差别。 监狱的伙食不仅比看守所多十斤，而且伙食质量高出一两倍。这是因为监狱由犯人自己做饭，看守所是雇临时工做饭。雇的临时工来自农村，伙食标准比犯人差多了，怀恨在心，做饭时能把粗糙发挥到极致。 监狱比农村吃得好，农民出身的囚犯都把监狱描绘成天堂一般。一个月十二块五是北京市中下层人的生活标准，比一般农村不知高出多少。每周两顿细粮两顿肉，窝窝头随便吃。相比之下，北方农村一年最多吃两次肉，瓜菜半年粮。监狱干活轻松，每天工作时间八小时，不用起夜。农村挣工分困难，吃苦，身为四类分子，辛苦一年往往还倒欠生产队钱。以至于有犯人发自内心地表示：“二十年我还觉得少点儿！这样呆一辈子我才高兴呢！”，这说明建国前三十年农村的生活水平就是像一九五三年梁漱溟在毛面前所说的那样：“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 说句题外话，作为“反动学生”被下放农场改造时，工资并不低，每月28元，农场职工才32元，主要是在精神上受到折磨。实际上，知识分子的物质境况是农民无法望其项背的，落难的凤凰也是鸡完全比不上的。 三、囚犯都是什么人

文革中，K字楼一度非常兴隆，迎来许多专家学者、文人墨客、高官显宦。聂绀弩有诗云“你也来来我也来，一番风雨几帆歪。”但在王先生来到这里时，除少数重判者，老干部已大多被释放，有的还被落实政策。此时的犯人大多是“一打三反”运动中进来的，很少有知识分子和干部，以强奸、通奸和盗窃的刑事犯为主。直到“四五运动”后重新涌进大批“反革命分子”。王先生说“犯人失足之后，便为划入另册，成为终身不灭的红字。”现在也依然如此，“再回头已百年身”，现在的犯人出来后恐怕只能开家小杂货店，连滴滴司机都当不成。 看守认为反革命犯比刑事犯还低一等。因为刑事犯是人民，反革命犯是阶级敌人。这点和古拉格群岛里写的蛮一致。 刑事犯五花八门，书里讲的较多的是因为男女问题入狱的，有因为想和妻子离婚主动犯罪进监狱的，结果妻子还是不同意离婚。有因婚外情被妻子揭发其反动言论的，还有一些强奸女知青的。此外就是盗窃罪之类的，有伪造火车票粮票的。“大宗盗窃主要是盗窃国家财产，因为当时老百姓已经没有什么个人财产，也就没有什么可盗窃的。” 反革命犯的故事是高贵和荒谬的两端，喜剧和悲剧的集合。前者有老祝，因妻子出身不好受迫害而死，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在天安门骑自行车撒传单，抗议文革违反人权和人道的行为。被判无期徒刑，在狱中一直拒不认罪；有老崔，身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成员，眼里向来不容沙子，一有不满就提意见，立竿见影被关起来，被判二十年；徐璋本，钱学森的同学，一九五七年听到大鸣大放的消息，以为中国要转型，从美国回国，提出筹建劳动党，并要竞选国家主席。被判无期徒刑。后者有农村的小伙子，喝醉酒说要当皇帝，被抓进来倒过上了好生活，家里探监时他把饺子端出去，家人大吃一惊，岳父写信要他“在北京享福不要忘了老婆孩子”；有穷疯了的中年流民。衣食无着，走投无路，给江青写信没人理，给台湾写信说自己是反共地下组织，要求寄钱，被判十五年；还有因为忍受不了批斗逃跑北朝鲜的、受不了苦日子偷渡香港的；写旧体诗“故宫旧撰无疆域，南海新兴万岁歌”的，八年；有给毛主席写信的，罪名是给党中央写反革命信件。他质问北京市公安局：“我给毛主席写信，怎么到了你们这里？是毛主席转给你们的？如果不是，你们胆敢扣压毛主席的私人信件，侵犯毛主席的通讯自由。”被判刑二十年，肾被打坏一只；机床厂转播毛主席追悼大会时电视突然没声音了，电工被判十八年徒刑；农村老大爷没带黑纱，八年。看追悼会时吃花生，八年；农民在九月九日夜里唱歌被举报，二十年。不过，这些农村来的犯人大部分倒觉得自己因祸得福，能够吃饱穿暖，非常幸福。 用王先生的话说：“现在从医院门口随便拉近一个路人，检查上一个月，花上一两万，都能查出两三样病来。正像文革当中从公安局门口随便拉进一个路人，审查上两三个月，内查外调，都能判上三年五年的。”还有内蒙古的五六岁小孩被打为现行反革命，看守不堪其扰，把孩子奶奶也抓进去替他们看孩子。 相对这些哭笑不得的罪名，王先生也提到一些沉重的悲剧。“许多家庭父母都被抓起来，儿女尚小，无依无靠，有的甚至流离失所，走向堕落。吴晗夫妇的养女吴小彦就是一例，在监狱听到许多小流氓谈到她，吴晗是幸运的，他在1969年已经死去。” 在首长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命题后，这类书籍好像就不怎么重版了，本书同系列一共五本，至少有三本已经不再出版。能读到这本书纯属偶然。我想，只要跪下山呼万岁的时代没有结束，这本小书就有一读的价值。最后，来点儿有趣的摘录吧。 管教干部给大家上课：“今天我讲讲道理，为什么不叫大家读鲁迅著作。鲁迅的书是揭露旧社会的，你们是揭露新社会才犯罪的。如果你们看了鲁迅的书，更要揭露新社会了。怎么认罪伏法啊？”

文革中的影片最适合犯人看，纯洁到非人性的地步。

不允许读马列书籍，因为“反动学生”用马列著作反对毛泽东思想。后来连毛泽东选集也不许读。

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有个土匪叫“一撮毛”，江青同志怕观众联想到首长，改作“野狼嚎”。

王先生与预审员的对话：

“如果与别人说话就是行动，那么言论与行动还有没有区别呢？ 你自己与自己说，别人没听到，才是言论。 宪法说保护言论自由，宪法还没有废止。 宪法是保护人民的言论自由的。你是阶级敌人，当然不保护你的自由。 我本来也是人民。 你看看你那些言论。你是人民？人民有你那样说话的吗？从言论来看就证明你是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