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吕斯的爱情（完整版）

人人皆有所爱，正如勒梅尔夫人深爱丽春花，有人就每天送她十朵。

——马塞尔·普鲁斯特

如今的夏吕斯先生可以说是一位人人都可以嘲弄甚至唾弃的人物了。有人在与人开玩笑或是闲聊的时候提起他，都要讲一段听来的或据说亲眼所见的关于他的小故事和可怜的新形象，也有人提到他，故意拉长声音，将他的名字和先生两个字断开，他们说着，“夏——吕斯——先生”，先生两个字要拉上好几秒钟，仿佛是某位乐队小指挥家被大家起哄，用没有拿指挥棒的手在空中慢慢划过，领着人们去读那个好笑的人名——“夏——吕斯——先生”。在人们提起夏吕斯的名字都觉得助兴的时候，甚至他们当着在路上被他忠实的佣人和朋友絮比安推着在路上缓缓散步的时候，也会那样长长地喊着他的名字，然而那时坐在轮椅上的夏吕斯男爵先生几乎什么也没有听见，因为他老了，七十多岁了，耳朵早坏了，聋了。还有人在说起他的时候并不提他的名字，而是说，“嘿，那只老熊蜂——”。这是对夏吕斯先生的侮辱，尽管他本人在耳朵还算管用的时候对这个花名、这个为盖尔芒特堡周围的人们甚至巴黎的那些大人们熟悉但从不那样叫他的绰号也并不十分恼火。他偶尔会付之一笑，将肥厚的大手在慢慢在胸前挥着，说，“你们这些不三不四的人！”而他并没有生气。人们都说，夏吕斯先生最大的一个优点可能是他从不对人生气——至少没有人说夏吕斯先生对他发了脾气。

记得是在一九一七年秋日的某天，那年夏吕斯先生已经六十有六了，行动还算方便。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焦灼之中，保加利亚还远远未向协约国投降，而离德国代表（一说是诺布瓦先生也在场）在火车上正式投降还有两年，巴黎的一个法国小激进组织在当天傍晚绑架了正在环城路上独自散步夏吕斯先生，因为他们早就得知夏吕斯的真实血统——他虽然早已取得法国国籍，却是普鲁士人！普鲁士与法国世代结怨，加上一战的苦楚，报应就来到了其实不问政治的半个普鲁士人（他的母亲是普鲁士一位机械商人的女儿）夏吕斯头上。而夏吕斯先生的半个普鲁士血统，就像他那位晚辈小朋友马塞尔的半个犹太血统一般，都是继承自他们各自的母亲，并在平时的社会生活中被自己有意无意地掩藏了起来的。暴力发生的那天，据说他们用一个麻袋从后面罩住了正在走路的夏吕斯，年老的夏吕斯先生哪里来得及躲闪，就像当街某位女士一般被暴徒抓走，塞进了福特牌小汽车，在车上还给了他几棍子。后来夏吕斯在那个实际核心成员只有七八个人的小激进组织聚集的一家普通旅社里，狠狠地折磨了他一夜，不仅拳打脚踢，还动用了刑拘，有皮鞭，有狼牙棒，有铁锁链。极端民族主义者将怨恨终于发泄到了一个多半无辜的老头身上，他们每个人都动了手，第二天上午还将消息故意传出去，叫来了当地两个小报的年轻记者。记者第二天带着笔和照相机来了，看到蜷缩在一个有方形窗户而被木板封锁了的小房间一角那个穿着白色内衣裤、长发蓬乱的老头，拍了几张照片，又站在房间外面对满足后的行凶者问了几句，便都走了。没有人搭理被殴打被侮辱的夏吕斯先生，甚至没有人问他的姓名、职业等身份信息，没有人说这是一位爵爷，是曾经（当时已经没落）巴黎上流社会的红人，堂堂盖尔芒特家族最不羁的男性成员。他就那样挨了一顿打，第二天被扔出旅馆，扔到路边上。他清醒后忍痛爬了起来，红着脸回到自己家里。第三天，很多人都看到了报纸上那则和战争沾边的本地新闻：

一名普鲁士老人在环城路被殴打，据说他是德国间谍！

有人以为夏吕斯先生不会忍气吞声，他会采取某种报复行为。人们想错了。夏吕斯先生回到家里，对他如何被殴打的事情绝口不提。仆人为他清洗了伤口，为他准备了消炎药和消肿药，第二天开始为他专门熬制流食……一周多以后，夏吕斯先生又出门散步了，尽管他的脑门上还可见到结痂脱落后的痕迹。他也没有去找人报复，也没有麻烦他军方的朋友。两份写他的报纸报道他都看到了，所幸当时他果真缩在墙角，没有露出脑袋，记者虽然拍了照片，人们却很难辨认出那位可怜兮兮的人就是夏吕斯先生。他倒是很多很多年没有被人算计过，更别说挨过打了。而当他那些天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养伤的时候，当他摸着头上和腰部的硬伤还隐隐作痛的时候，回忆起那天傍晚和晚上的遭遇——他几乎一整晚都没有机会合眼——一方面觉得万分可气，觉得自己不应该成为法国人，尤其那帮习惯了喊打喊杀的法国工人和小生产者们，成为他们的发泄对象。他的母亲确实是普鲁士人没有错，他恰好当时也出生在普鲁士，但他父亲是正宗盖尔芒特家族的少爷，他也是正经百八的盖尔芒特，怎么就成为法国人的报复对象？！另一方面，他摸着自己的痛处，回忆着当时被殴打的情景，依稀里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对此他也不愿多想，因为很快他又身体健康了——还有什么比到外面走走，踏入某位公主或亲王家的府邸大门，端起葡萄酒杯和那些熟人们聊天更值得度过的呢？那些不快活的事，发生了就让它过去吧，没什么大不了的！有时候他还真像个见多识广的老人那样感叹：

从前，国王的侍从都是从王公贵族中招募的，如今王公贵族和侍从已没有什么两样了。*

世道变了，贵族不复从前了，他的兄弟盖尔芒特公爵也要靠出租自己多余的房产度日，真是岂有此理！他常常也抱怨年青人不懂规矩、不知礼节、没有涵养和精深的知识，新贵们没有从前贵族们该有的那种高雅的趣味和审美，他们更喜欢快捷的愉悦。而就他的身份，尽管也有一种被人看轻的感觉，但他自己总还是认为——“男爵是欧洲最古老的贵族身份了”。就凭着这个，他也要活得有模有样啊！在如今，连他的舅母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也说他成了一个完完全全温和善良又颇节制的人，不像三四十岁的时候那么放浪形骸了。不熟悉他的年青人可能以为他从前一直游手好闲什么也不敢，只会靠着家世和家资没有节制的生活。他们可不知道，在夏吕斯年青的时候，他曾做过三年乡村教师，学校离巴黎很远，坐火车需要将近一天时间。

* 出自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三卷《盖尔芒特家那边》

#小学教师#

在夏吕斯先生年青的时候，他也是一位上衣翻领的饰孔上插着白色山茶花、脖子上系着湖蓝色领带、穿着丝绸长裤的小绅士。他的手里拿着一根精致的白藤手杖，见到认识的人，或是在他面前驻足的人，总要稍稍停下来，以手抚着礼帽向他们行礼。年轻的时候，他当然热爱文学和哲学，爱莱辛，也爱高乃依。有人据此质疑他的品味分裂，他就说，莱辛多么可爱动人，令人感受到生命备受折磨时最深刻、最温柔、最痛苦也最真挚的一面，而爱高乃依，则是爱他的英雄理想在作品中作为最高现实，体现着真挚的美和永恒的豪情。有人后来依稀记得他曾经说过的那些话，也就是在他开始进入她的舅母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思想沙龙初露头角时既有些害羞又直言不讳的高谈阔论，与后来比他晚一代的普鲁斯特家的长子马塞尔·普鲁斯特仿佛有些神似。夏吕斯也曾享有过高于他真实身份的“盖尔芒特少亲王”的美誉，那时候他只有十八九岁。而来自资产阶级家庭的马塞尔则被那些对他宠爱有加的太太比如施特劳斯夫人和她的女宾们亲热地称为“布尔热小说中的那不勒斯亲王”**，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事实。有人后来说夏吕斯的侄儿圣卢仿佛夏吕斯的传人，他们都有一头金色的卷发，脸色红润，风流倜傥。然而难道我们没有留心注意到，马塞尔可能才是夏吕斯先生的异姓传人——我们当然指的是两位都作为年青人的时候，都是那般风雅，对人谦和，对文学和艺术有着相近的趣味。马塞尔后来也说，他钟爱的作家罗斯金最初就是从夏吕斯那里听说的，一开始接触到的是一本很薄的小册子，叫做《记忆之灯》；夏吕斯先生——据说还给马塞尔介绍过巴黎最风雅的妓院；他们都是丽兹酒店的常客。马塞尔和夏吕斯最为明显的不同可能是夏吕斯先生曾经是一位叛逆青年，他对无政府主义持一种半欣赏的态度，同时反对当局驱逐犹太人。就在他二十岁那年，为了逃避家庭给他介绍的结婚对象，他竟独自出走，最后在中央高原玛丽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里做了乡村教师。他后来说，他原本也梦想过成为一位教书匠，和学生们在自己会显得自己更年轻。这样的事情如今看来像是一出常见的肥皂剧，但在那时的巴黎，工人和市民起义抢了国民自卫军的武器，枪和大炮，还在市政厅和王宫前面涂抹侮辱性标语，去到乡村环境中也不失为一种避难——既躲避了时局的混乱，又躲开了不情愿的婚姻。

玛丽山东侧的小村米拉非常宁静，倚靠着西面雄壮的群山，中间是一道幽深的峡谷。米拉村当时住着七百多位村民，男女老少比例平均，大量年轻人还留在村子里，没有出去参军或成为工人，他们住在黑灰色的石头房子里，家家户户都差不多，石头就来自不远处的峡谷。米拉村离华特镇不远，那里的温泉小有名气，一年四季吸引了不少外地来的客人。法国的有钱人和贵族们更喜欢去有海的地方旅行，中央高原景区则吸引着一些年轻人、远足爱好者和小资产阶级，还有一些外国游客。夏吕斯原来的目的地本也就是华特镇，因为他的一位远亲住在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庄园。那是他的叔祖父的家，一位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的花发老人，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小女儿已经远嫁，三个儿子都已娶妻，又各自生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真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在远离大城市的地方看到那样的一家子人总是令人羡慕，他们活得非常幸福——这一切是夏吕斯抵达叔祖父家，并且在他家里小住了一段时间后感受到的。他家镇上有房子，庄园离镇中心不远，骑马也就十来分钟，那里也有一处房产。说是庄园，其实并不像一个农场，因为那块地就在半山腰上，一半是枞树林，一半是滑雪场。到了秋末，下雪了，他家的农场成了旅客们休憩和玩耍的家。夏吕斯那时还没有学会滑雪，恰好到了秋天十月末，刚刚下了第一场大雪，他的堂兄弟们就带着他去自家庄园的滑雪场里滑雪，他们的姊妹们也穿着蓝色的红色的滑雪服在雪场上游弋如白色海鸥。夏吕斯之所以在1871年冬天离开外叔祖父的庄园，去了附近的米拉村，是因为夏吕斯深深吸引住了一位年纪不满十五岁的叫做温米尔的堂侄女。她情窦初开，喜欢读小说，尤其热爱乔治·桑的小说和代芳夫人的书信。温米尔对远道而来温文尔雅的堂兄几乎是一见钟情，在第一次欢迎夏吕斯的家庭晚餐上远远地望见他，便被他迷人的面孔和金色卷发吸引。她当时心中想到的是，“这位堂兄多么像《莫普拉》里头那位莫普拉少爷啊！乔治·桑对他的描写正映在眼前人的脸上和身上，唯一缺少的是一点傲慢”。少女温米尔立刻将自己想象为美貌动人的少女艾德梅——那正是小说最吸引她的人物。同样是一位少女，拥有美貌、智慧和善良的美德，又那般勇敢，简直比男子汉还要有勇气，艾德梅接受了一位外来的有些流氓习气的青年莫普拉，爱上他并且将他引入正道，结为夫妇。这等浪漫的爱情她原来以为只会在书里才有，没想见到夏吕斯，竟然莫名其妙地将二人同时看作了小说中人。

温米尔说起来真是一位艾德梅般敢想敢做的姑娘。她心思细腻乃至有些过于早熟，为了自己的想象，为了来到眼前的剧中人，她故意制造机会去接近他，去试探他，向他请教如何理解《弃儿弗朗沙》和《莫普拉》里面的人物角色。她挨着他坐在垂着两层窗帘的房间里，用小妹妹的天真问这问那，少女的山茶花的香味让他闻到。在小说中，外乡人莫普拉也被少女艾德梅的美丽和纯真吸引，他和她在乡间教堂附近相遇，那时候他们已经彼此认得，艾德梅望着莫普拉，眼睛里仿佛可以看出淡蓝色的火，莫普拉也看在眼里。夏吕斯想到自己从前对爱情并不忠诚，同时交往过几个女人，想到自己离家之前被父亲用一个镜框砸在腰上，一路痛了很久。父亲恶狠狠地指着他骂，“你给我滚出家门，再不要回来！去当你的流氓吧，我们莫普拉家族容不下你！”温米尔仰着头问夏吕斯，“莫普拉真的无药可救了吗？”“艾德梅为什么对这个外地人依依不舍，他们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吗？”他们都知道，在小说中的下半部分，莫普拉和艾德梅在马桑树下接吻，险些偷食了禁果。温米尔故意让夏吕斯回答。夏吕斯早就读过那本书，也知道温米尔心里的答案，但想到堂侄女还只是一个小女孩，爱情的滋味她不用那么早知道，就对她说，“也许艾德梅将莫普拉当作小英雄——少女总是有英雄崇拜——她认为莫普拉的行为很有男子汉气概，敢作敢当，并且他还不算一个真正的坏人，他心地其实是好的”。温米尔不满意，她装作不解，又继续追问。他俩离得很近，只有半尺远，温米尔呼吸的气味他都能闻到，是淡香的。堂兄们在外面干活，叔祖父在自己的房间里喝茶、休息，有时候接待客人，夏吕斯和温米尔在第三客厅——也就是温米尔闺房边的一个小客厅——待着，窃窃私语。久而久之，夏吕斯的红唇终于印在了温米尔粉红色的唇上。温米尔激动万分，偎依在夏吕斯胸膛下久久不愿离去，夏吕斯内心想把堂侄女推开，双手却抚在她蓬松的头发和肩上。

为了阻止自己滑向深渊，夏吕斯躺在床上难以入睡。温米尔涉世未深，她一心沉溺在对夏吕斯堂兄的爱恋里，让她自己意识到不能再往前走是困难的。一旦他们发生关系，他们的不伦之恋将会更加难以自拔。外叔祖父和他的堂兄不可能容许他们之间结成稳定的关系，乡村社会会将它看作最丢人现眼的事，尽管夏吕斯在巴黎结交的那些人中也不乏家族内的婚恋，不论是地下的还是公开的，巴黎的人看得开些，尤其他所处的上流社会，人们一方面非议风俗中的越轨，一面又不自觉地享受那种超越常理的关系——有时甚至就是赤裸裸的欲望。再说夏吕斯心中依然秉持成为一个纯洁的道德的人的信念，尽管他曾走出去很远，现在他已经往错误的方向迈出一步，还不收回来吗？还要将另一只脚也带进去，并连累他的可爱的晚辈还有她那一大家子吗？看来只有离开这一步了。他必须让自己脱身出来。

十一月的一个清晨，他带着简单的行李，将两封已经写好多日的信，一封留给外叔祖父，在那封信中表达了对外叔祖父的敬意，叮嘱他保重身体，并且请他向几位叔伯和堂兄弟致谢，连月打扰，在他们家住得十分开心，乡村的风景很美，人们的关系简单而纯粹，厨师的手艺很好；他给温米尔留下一封短笺，告诉她他突然接到公务，必须要离开了，他希望她不要挂念，多读读书，学校的功课要做好。他表现得像一位得体的远亲，离开的时候仿佛没有任何不妥。而后，他便一路徒步去了二十多里路以外的米拉村。沿途的山区风光令他感到舒适，原本心事重重，慢慢的就变得轻松了。他遇到的乡下人大多穿着布衣布袍子，男人和女人头上都戴着帽子。他经过玛丽山的山麓，近处和远处连绵而起伏不大，大多覆盖着浅灰色的草甸，因为已经是冬天了，只有一些常绿树和灌木偶尔点缀着原野，给人一种深入画中的惬意。他没有坐马车，完全是徒步，慢慢腾腾地来到了先前就已经打听好的村子，见到了村长。他说明来意，表示自己不是逃犯，也不是从军队中脱逃的士兵——那时普法战争已经结束，拿破仑三世自吞苦果，率领军队像普鲁士投降。村长是个慈眉善目而又经验丰富的老头，他端详着眼前这位年轻人，和他聊天，最后答应了夏吕斯的请求，安排他在村小学教书，并提供小学边的宿舍，和另外一位男教师相邻住在学校里。学校前面不远是一条流经村子的无名小河，河水清澈，来自山上的积雪和天上的雨水。米拉村的小学春季开学后，夏吕斯教学生语文和音乐修养。因为他身上自有那种令人觉得亲切的温和感，学生们都听喜欢上他的课，他们是十岁上下的孩子，总共有十六位。学校一共只分作三个班级，分别是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因为村里的人口并不多，他们只要自给自足就好，每隔一两年才将适龄的孩子都聚拢起来开设一个低年级班。夏吕斯教的是中年级，学生不小也不大，懂事，但又不是很闹人。他上音乐修养课的时候，有时候还会请村里的牧师来，他坐在一架有年头的立式钢琴边弹奏乐曲，牧师教学生们唱圣歌，歌声悠扬，很远都能听到：

风吹彩云边，流水到山前；

人生如月梦，人心似泉眼。

少年能学习，劳力在壮年；

我辈多勤勉，得失是自然。

夏吕斯在米拉村教书将近三年，直到他二十四岁那年才离开，直接回到巴黎，这期间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情发生，夏吕斯的容颜中更多了一层乡村生活赋予他的淡淡的平静，那是常年待在米拉村的村民们也不容易察觉的。

** 出自莫洛亚《追寻普鲁斯特》。

#絮比安#

夏吕斯先生认识裁缝絮比安那年，絮比安也只有二十几岁，还没有结婚，侄女也没有来投靠他，而夏吕斯人在中年，四十六岁，已经结婚十年，没有孩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可能不太喜欢自己家里的小孩。如果我想要小孩的乐趣，就去看看邻居家的”。他的妻子并非来自名门，因此进入盖尔芒特家族的府邸，气势上首先就输了一节。她心肠慈悲，态度谦和，不善言辞而善于忍耐，人倒是长得漂亮，对夏吕斯先生常常表现出一种小鸟依人的姿态。每当家里有客人，不论来者的身份，当她在场的时候，总是亲自给客人端上茶水和点心。这在旁人，尤其夏吕斯某些当时的知心朋友看来，夏吕斯的妻子待客态度显得过于谦卑，给人一种不真诚感。她夸赞一个人的外貌，说“您是我见过的最为仪表堂堂的人”，令在场的其他男性尴尬；赞美一个人的谈吐和学问，就说“我的夫君恐怕要拜您为师”。过度的赞美无异于贬损，久而久之，夏吕斯先生也不愿意在招待来客的场合让妻子多言，外出聚会更是不会带她同去。然而作为一个大家族中的男性，尤其像他那一的盖尔芒特，一个得体的婚姻是必需的，这个过程比一般的男子要求要严格。他那样的家庭不会允许出现真正的二流子和单身汉。如果你到了三十岁还不能结婚，要么待在家里不要出门，或者自己搬得远远的，宣布和家里断绝关系，相当于被驱逐出去，族谱上可能会抹去你的名字。因为对于他们这样的贵族而言，家族史和当下家族在世人眼中的地位同等重要，甚至维护族谱的荣耀比个人生活还要重要些。在他们那个阶层的聚会上，你会发现，女人们谈的是谁家太太的来路，男人们常常对分享自己遥远祖先的故事乐此不疲——某某至今住在十一世纪以来就属于他家的城堡里，尽管他如今是个穷光蛋，除了一座城堡一无所有；某某家族来客自诩他的祖辈从未拜将封侯，他们的身份并非与国王有关，而是上古时期的名门望族，国王筵席上的座上宾。总之，夏吕斯先生在这方面也没有破例，尽管他成家年纪较晚。

夏吕斯第一次见到絮比安时，他俩互相没有认识。夏吕斯从絮比安的裁缝铺路过，他的朋友去里头取订制的衣服，他没有进去，就站在外面拄着手杖晒太阳。后来他的朋友取了衣服出来，一位青年男子也跟着送出门口，离夏吕斯站的地方只有两三米远。那位男子一头短发，面色红润，但稍微有些浮肿，仿佛心情不大好；他的眼神中带着忧郁和迷惘，夏吕斯一望便懂，因为他从前也是那样。那位青年向他主动点头致意，他的朋友顺带介绍说，“他叫絮比安，是这里的次席裁缝，裁缝店老板的徒弟。他人很不错，心地善良，乐意帮助人”。夏吕斯也向他微微点头。看得出来，朋友对拿到的衣服很满意，才会乐意将裁缝店的学徒介绍给他——尽管那时絮比安已经出师，会做一些短衫和背心。

絮比安和夏吕斯先生被人诟病的肮脏关系是马塞尔后来传出来的。他说那天他正好去拜访盖尔芒特公爵夫妇，闲来无事，就在府邸最高处一个方便窥探的地方，见到院子里走出当时已经头发由金黄而变化为花白色的夏吕斯——在他的口中，他还说，“夏吕斯大腹便便，活像一只立起来走路的大母鸡”。他无意间偷看了夏吕斯和一位年轻男子在院中一个他能见到房门的屋子里密会了将近一个钟头，因为院子里当时十分安静，他还听到房间里传出来的窃窃私语，实在让人脸红。他们后来一前一后走出房间，还在院子里相遇，彼此装作偶然见到的样子，絮比安首先温柔地说，

“您的下巴怎么剃得光溜溜的？留着漂亮的小胡子，多美呀！”

夏吕斯则生气地答道：“呸！多恶心啊！”***

这个对话和如上描述的情景，在上流社会和平民酒馆中流传至今已有十多年了。

有人还问：

夏吕斯先生难道是因为什么得罪了马塞尔吗？否则马塞尔怎么将如此不堪的故事说出——不，编造出来？！也有人说：

马塞尔先生编排故事的能力可是一流的。再说他不必和人有任何恩怨，就可以随意在他的回忆体小说中写下那些人的故事，有好的，也有不能见人的。他可不管故事里的主人公是否还活在这个世上。他就是那么任性。再说，他身体也不好，谁都看到了，他已经几乎十年没有出门了。关于他的消息还有他写下来的消息，我们只能在报纸和书本上看到。

当然，人们所听说和见到的关于夏吕斯先生作为“一只大熊蜂”的事迹，是在他去世以后，马塞尔才写在小说里，并让世人见到的。在夏吕斯先生活着的时候，他和小他二十多岁的裁缝絮比安之间的关系，在人们眼中始终是普普通通的远邻，直到后来，夏吕斯六十多岁的时候，因为行动不便，需要人照料，就干脆聘请了夏吕斯作为他的男佣人——絮比安很多年都租住在盖尔芒特家出租房屋边上临街的一套小房子里，平时也能见到，见了总会说话。絮比安做了夏吕斯的佣人以后，对他照顾周全，时常陪他出来散心。人们也许会问，夏吕斯先生为什么不聘请一位女佣人？夏吕斯家里当然有女佣人，而夏吕斯之所以需要一位男佣人，也很好理解——因为他那时身体已经十分肥胖，腿脚也因为一次中风而行动不便，如果他坚持要出门，没有一位身强体壮的男子陪伴，恐怕是不安全的。而这样一来，用马塞尔的回忆里的话说，“这也方面了两个人相处。一只老熊蜂只需要一只得力的雌蜂就足够了”。瞧瞧！这人谈吐是多么刻薄啊！然而夏吕斯先生其实并不知道马塞尔将在他身后如此这般地将自己写进书里。记得从前，夏吕斯先生对马塞尔也爱护有加——他总是很喜欢关照和培养年轻人，像年轻的裁缝絮比安，他是直接和间接都一直在帮助的，如果没有夏吕斯明里暗里的资助和提携，絮比安后来就不会几乎跻身到上流社会的边缘（在夏吕斯去世前三年多，也就是他写那封给莫雷尔的遗书差不多七年之后，他曾买下三环路边一所不大不小的旅馆，送给絮比安，作为他个人的家产。那所旅馆，也就是后来夏吕斯被绑架后遭受折磨所在的旅馆）；还有小提琴手莫雷尔，包括了那位马塞尔，尽管马塞尔的家世不错，但年轻人总是需要机会的，夏吕斯先生曾经多次为他在社交中介绍名门贵族和他认识，还与他交流过文学和语言修辞学——因为夏吕斯先生同样迷恋辞藻，对人名和地名的来历十分有兴趣也有研究；夏吕斯甚至一度主动对马塞尔说，希望收他作自己的弟子，以便传他的衣钵——他说的是他的关于收藏、词语的学问。

夏吕斯先生已经长逝，他的不光彩的故事和他的晚年形象还流传在巴黎和外省的社交界，这对他的名声来说，实在也是一种羞辱了。而唯一稍显欣慰的是，盖尔芒特家族早就视夏吕斯男爵为家族异类，而夏吕斯先生也没有子嗣，他的妻子先他而去。因此，当那些肮脏事在世上被人说道，渐渐的也只是故事本身了。

*** 这两句对话出自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四卷《索多姆与戈摩尔》。

#夏吕斯之死#

正如马塞尔在第一次见到絮比安时就断言“这个年青人很快也会死去，他的脸上有一股晦气”一般，读者们通过马塞尔的回忆小说中读到后来关于他写夏吕斯先生的部分，也早早就认为，夏吕斯先生至少在第五章内就会死去，也就是说，他活不过六十八岁。因为那时他已经中风两次，眼睛也瞎了，整日坐在轮椅上，并且他已经写下了一封遗书，遗书是针对莫雷尔的，与其说是作别，更像是一封忏悔信或诅咒书。他说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而担心莫雷尔离开了他（的帮助）将无法独自生活。他希望在自己死前杀掉莫雷尔。而他又说，如果莫雷尔先他而死，恐怕他更会伤心欲绝，那将比丧子之痛更加痛苦。他踌躇再三，最后在信中明确：既然自己无法下决心，就让上帝来做决定吧。也就是说，顺其自然。他不打算将已经写好的给莫雷尔的遗书寄给他。他写下那封信，就压到箱子底下去了，谁知自己后来又活了数载。

那几年可真是漫长。

巴黎社交界的“王爷”夏吕斯男爵最后一次像样子的社交活动是在他兄弟盖尔芒特亲王家。因为离得不远，来去倒也算方便了。聚会的主人都很熟悉，有两位：一位是他的兄弟，另一位则是他兄弟的第二任妻子，也是夏吕斯男爵一生中最熟悉的女性之一——从前的维尔迪兰家沙龙的女主人维尔迪兰夫人，即后来的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维尔迪兰夫人大半生的心结终于在她四十三岁那年得以顺顺利利实现。她的夫君维尔迪兰先生病亡了。维尔迪兰先生过世时不到六十岁，他比自己的妻子要年长十来岁，对年轻的妻子可谓百依百顺，每回家里举办“星期三沙龙”，他总是笑眯眯地坐在单人沙发上，和妻子斜对面，妻子说起一个话题，当话题将要进行到高潮，他就不失时机地为妻子助力，要么对之大大夸赞认同一番，要么添油加醋，将维尔迪兰夫人说到的某人某事往她将要说出的方向再烧一把火，火候的恰当，通常要做到绝不能抢了妻子的风头，而只站在她的支持者的角度。维尔迪兰先生因病去世，维尔迪兰夫人也伤心了好几个月。她先是宣布“星期三沙龙”停办三个月，后来又悄悄在守灵的第二个月以自己伤心孤独的名义，邀请了康布尔梅夫人、戈达尔夫妇、布里肖教授，还有小提琴手莫雷尔来家中小坐。她本想邀请从前的常客，也是她一度不那么看得起的奥黛特——而她终究没有发出邀请卡片，因为她想到，奥黛特已经成为新任德·福什维尔夫人多年，有了自己的沙龙，并不是那么热衷于她从前的“女教主”。而我们将要提到的是，老天竟没有薄待寡妇维尔迪兰夫人，因为有人牵线做媒，她自己实际上也十分积极，与妻子过世已有几年的盖尔芒特亲王搭伙成为新夫妇，她也就顺理成章，在守寡的第一年，就成为新的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地位甚至比奥黛特的新身份还要高。她梦寐以求地真正跻身贵族圈，成为盖尔芒特家族的一份子。记得从前，在她举办沙龙的那些年，为了和贵族沙龙家划清界限，她让自己的沙龙充满艺术氛围，来客都是小有名气的艺术家，不是音乐家，就是画家，要么就是夏吕斯那样剑出偏锋的贵族破落户。按她自己常常挂在嘴边的说法，作曲家凡德伊和画家埃尔斯蒂尔就是从她家走出去的——而那些贵族沙龙，比如奥莉阿娜——也就是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家的沙龙，则充满着贵族的古板和腐朽气，像她那样谙习各门艺术的人，多坐一分钟也会觉得呼吸急促。

盖尔芒特亲王家原本已经多年没有举行大聚会的习惯，直到亲王有了新夫人，他家的府邸又热闹起来了。夏吕斯先生就是在从前的女教主的导演下，参加了他兄弟家的一次盛大下午聚会，时间是在一九一九年春夏之交。成为他家嫂的前维尔迪兰夫人知道夏吕斯先生久病而身体不适，在礼节性地给他发了邀请卡片时，还托人给他带了口信，“亲爱的夏吕斯兄弟，您若身体不适，也可以在家休息，我会派人送去甜点和新收到的茶叶”。夏吕斯先生一口回绝在家休息的建议，坚持接受邀请，请身旁的絮比安为他打点衣服，清理轮椅——那天下午，夏吕斯就是被穿戴整洁的佣人絮比安照料，推着轮椅将他护送到盖尔芒特亲王府邸的。夏吕斯坐在轮椅上，离他兄弟盖尔芒特亲王不远。因为中了风，面部表情无法跟上沙龙中各色人等谈话的情绪，总是维持着一副将变未变的木然之相。他也无法流利说话，慢吞吞地跟着亲王夫人谈论收藏，他支支吾吾地说，他家藏着的几幅埃尔斯蒂尔的人物画已经好久没有拿出来欣赏了。至于他们从前常玩的猜字游戏，他根本接不上。

有人拿出一部装饰典雅但明显有些陈旧的厚书。他的新主人格里埃·德杜马斯特男爵说，那便是失踪多年的《布列塔尼语辞典》。这部从前布里肖教授也曾引用过的神秘书籍曾在六十年前失窃。失窃之前，它就珍藏在特罗格里封堡，当时只有一部，是它的主人和作者皮埃尔-约瑟夫·德·柯艾坦朗先生的私藏****，只有被邀请到城堡里的贵客在主人心情好的时候，才可得以亲眼窥探它的内容。这部书的名声被流传出去，全欧洲的语言学者都对它羡慕三分，很希望能一睹尊容却无法实现。现在格里埃·德杜马斯特男爵拿出这部稀世之书，客厅里的人在亲王夫人的倡议下立即聚拢过来，围着已经被许可将书籍捧在自己手上的盖尔芒特的前维尔迪兰夫人身边。大家争相上去多看几眼，便夸赞着书籍装帧的精致、某个词语的解释果然和传说的不差——仍然被看出有一点区别。格里埃·德杜马斯特男爵微笑着站在边上沉默不语，夏吕斯男爵则坐在他自己的轮椅上也一动不动。他微微张开嘴唇，嘴里说着话，没有人听到他在说什么。有用人给他送来一份榛子蛋糕，一杯白葡萄酒，他就一边用小勺颤颤巍巍地刮着碟子上的蛋糕，一边听着不远处人们的漫谈。德·福什维尔夫人也在场，这位夏吕斯从前的秘密情人已经严重发胖，她只离开自己原来的座位两步远，但没有像别人那样凑到亲王夫人身边去，她也没有说话，只是不时摇着自己手上精致的象牙小扇。德·福什维尔夫人离夏吕斯先生远远的，他们没有交谈。那时他们两个人都衰老了，像是两个桌子上被挑剩下的皱巴巴的苹果，两个隔年的松果。苹果无言，自己待在原地；松果没有落地，被两个冬天的冷风吹过。

聚会从下午延续到晚上十点才散去。夏吕斯先生因为体力不支，刚刚用过晚餐不久，八点多钟，依依不舍地吩咐亲王家的用人去将他的絮比安叫来，为他推着轮椅，将夏吕斯送回自己家里。当天晚上，夏吕斯先生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他的脑子里模模糊糊地浮现着白天的情景，那些熟悉的面孔，他记得的不记得的名字。面孔和名字有的相连，有的面孔失去了自己的名字，有的名字找不到相对应的面孔……依稀回忆着很久很久以前的聚会时光，他的眼角不断有老泪流下，絮比安没有见到。他闭着眼睛，周围没有声音，头脑中却不得宁静。也许是白天见到的人、听到的话太多了，过度损耗了他的精力。最后他终于睡着了，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当熟人们谈论起夏吕斯，往往是他们最百无聊奈的时候。因为夏吕斯先生已经没有什么新的故事。有人猜测他是不是早就已经死了。而聪明的马塞尔说，要判断夏吕斯先生是否在世，方法是去看絮比安是否还从他家的大门里出来。宴会之上新人换着旧人，夏吕斯的男佣人只有一个，他的角色如此特殊。越是虚弱的人生命力越强。人们倒不是期盼着夏吕斯死掉，而是当一个人久病不出，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死。夏吕斯死掉只会成为一个新闻，夏吕斯的死却将成为长久的谈资，人们会通过故事的方式，上流社会的人在社交场念起他，酒馆中的小市民以听来的故事的方式流传他。在故事讲述者马塞尔的眼中，从前的人都各有各的形象和往事；在他的回忆录小说中，三分之二的故事中没有一个人死去。而他的故事讲到后半段，就像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中的秋末冬初，你会发现所有人都在死去，所有人都经不住时间的观察。当年轻的像盖尔芒特夫人的侄儿维尔芒杜瓦小侯爵（他和圣卢同一辈分，年纪却要小他将近二十岁）有一天进入亲王家的下午聚会的时候，我们发现现场的人被衰老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就连少女希尔贝特也衰老成一个胖女人——而时间又将人分成死者和活人两个部分。夏吕斯先生的死顺理成章。那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在轮椅上已经待了将近七年，久而久之，没有任何聚会的邀请名单上会出现他的名字。他参加的最后一次聚会，正如我们不久前刚刚提到的，是在一九一九年四五月的一天，具体的日期已经没有人记起。从那之后，他还又在自己的房间里生活了五年。他死后安葬在盖尔芒特的家族墓地，在一座教堂边上。

**** 关于格里埃·德杜马斯特男爵的记录见法国史学教授著作中译本《贵族》。

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