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欧哲学的东向传播

从1583年到1724年，欧洲耶稣会在明清时期的传教史被称为“东西文明对话”，而本书聚焦于西欧哲学的东向传播，促使东亚和平文化交流的最大功劳者正是耶稣会。秉持着尊重对方“对话”的基本原则，本书深入挖掘在华耶稣会传教士开展的哲学传教的内幕，从而深刻客观地认识和平的中国传教工作给中国进而整个东亚带来了什么影响。

关于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工作的研究是从19世纪末开始的，初期的研究者大多是重建后的耶稣会相关人士或基督教信徒，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宗教方面的分析。这样的宗教史研究不乏轻视中国视点的意味，把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的西欧科学东传仅当作宗教的媒介或手段，而轻视了哲学传教对中国文化社会影响的研究。而在20世纪末，研究主要将注意力放在西欧哲学、科学的传入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上，这是从宗教史研究向文化史研究的转换。本书正是立足于这两种研究，始终站在东亚的立场上，根据史料阐明东、西两大文明的和平文化交流是如何结出丰硕成果的，并基于这些工作思考其在历史上的深刻意义。

如果说明清西学史是东西文明的对话，那么这对话便是围绕着哲学而展开的，哲学的思考方式与方法被导入中国的语境，清朝学术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清朝学术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考证学自身的价值，还表现在它建立于东西文明的动态对话之上，而这一评价对认识中国哲学的历史意义十分深远，因为它没有把中国哲学的历史认知为在中国这个国家形成的叙述。”

如果从思维的构造审视哲学传教乃至自然神学，就会发现神学和哲学（科学）或者说西教和西学存在于绝妙的平衡中，可是随着哲学传教的深化，在中国知识分子或者说儒学者的介入达到了“儒耶合一”的效果，使传入的西欧科学的质量更进一步。

本书作为论文合集，集结了在西学研究里拥有独立学术成果的且在东亚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各具特色的论文，本书的基本观点或许可以归结为西学东渐是创造新学术的充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关于西学向东亚的传播以及西欧的汉译科学书影响的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