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的妓女和床单，以及枯枝败叶
1
许多作者会在多篇小说中使用同一情节。比如，纳博科夫的俄文与英文段子里，都有过旅居欧洲的俄罗斯男人被其妻子甩掉的情节，都有过少年学习下棋、偷藏蝴蝶标本的段落（那样的细致，几乎带有自传色彩）；福克纳的许多短篇情节同样出现在他的长篇之中。说这些故事编制大师们技穷，显然不恭。只好这么说：一是装饰，二是情结。
拿装饰说事，比如荷马大人写段子，有些形容词加起来比较扯。“捷足的阿喀琉斯”、“深谋远虑的涅斯托耳”之类也就罢了，“神一样的”“XX恶魔”这样，就只是为了凑个韵脚。宗匠到了把小说当拼图艺术品拼插的先生们，熟极而流，穿个什么情节可以调节至什么气氛，可谓应手而来。而往情结方面想，一如纳博科夫对旧俄罗斯、法国海滩、穿越欧洲火车那些少年细节的追思不忘，是个爱好问题。
《纯真的埃伦蒂拉和残忍的祖母》里，一个马尔克斯反复用过的情节：
埃伦蒂拉在卖淫，门外的男人们排着队；一个担任主角的男人进门，发现床单被汗水湿透了；埃伦蒂拉和他一起把床单卷起，换了一张。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里，另一个：
圣·罗曼来到小镇，几乎立刻用自己的财富、家世（将军之子）、完美品性控制了这个镇上所有人的心。
2
第一个情节，除了本篇外，还曾在以下故事里出现过：《百年孤独》、《疯狂时期的大海》。《百年孤独》中，那个妓女夺走了家族中某少年的天真；《疯狂时期的大海》中，那个妓女相信那个富翁的承诺“接完这最后一百个男人，我最后的一百个男人，我就自由了。”而埃伦蒂拉的不眠不休，是因为祖母认为“你还得干八年零XXX才能偿还欠我的钱”。
考证这个情节如何意味深长，显然有些犯傻。然而三个情节之间，毕竟有些相同点。比如，男人们成群结队的壮观，女主角的沉着与天真，以及男主角的懵懂。三个女主角都有着西班牙语小说中女主角惯见的那种性格：某方面混沌初凿，某方面老练狡黠。在这个情节中，她们保持着一种奇妙的纯真——嫖人与合作换床单两码事的对比，显然的小喜剧色彩。
而三个男主角中，一个与大多数马尔克斯小说男角一样对一切都懵懂接受，另两个干脆是处男，需要女孩儿的指导。换床单这种事显然在他们预料之外，但却很好的缓解了气氛。埃伦蒂拉和乌里赛斯卷完床单后很顺利的成了熟人，此后的勾当水到渠成。
马尔克斯说自己早年写《枯枝败叶》时，把手稿放在皮包里做抵押，晚上去睡那些妓女住的破客店。依照他把自己少年往事添油加醋的爱好，我很怀疑这个情节是不是他的亲身所历。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头，振保初次嫖妓的记忆给他感慨良深，连该女人的眼珠腋窝都历历在目——我们姑且说，那是初次失去天真的记忆。对马老来说，一种无聊的可能是：窘迫的乌里赛斯，以及另两位男角，就是他自己的化身。而这位从容自若招呼男生卷床单，从而瞬间使男生变得被动而窘迫的女性形象，在后来的马尔克斯小说中经常出现，比如《六点来的女人》。
当然，这一片也可能纯是虚构，仅仅作为小说的拼图或色彩调节器出现——你得承认，如果想将风尘女子和嫖客之间的僵硬、尴尬气氛取消的话，没有比这个情节更适当的了。
3
第二个情节，则几乎是马尔克斯的保留节目。《超越爱情的永恒之死》里，议员对镇上居民有求必应；《疯狂时期的大海》里，一个大富翁靠抛洒财富几乎控制了整个镇；《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里，无所不能的圣·罗曼。
一个脸谱型的形象就这样出现了：
议员、小汽车、勋章、财富和军方独裁者：这些形象总是带着一副完美无缺、高高在上的姿态到来。
这些人的出现，总在另一拨人之后——如你所知，《百年孤独》及其他所有以小镇为背景的小说，总要经历“洪荒时代——奇迹贩卖者、行旅商人、摄影师、乐队带来外部文明——无所不能者进犯”这一过程。无所不能者的到来一般伴随着财富、文明、高科技、商业化，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先住民们目眩声色，像布恩地亚初见冰时的模样。
但一般来说，小说家们对这一套都不怎么存有好感。
《凶杀案》里，圣·罗曼还略带阿里萨式的痴情形象，但《疯狂时期的大海》里，美国富翁控制镇后，镇就成了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相反，海洋之下却沉睡着永远年轻的死者与花海，其意不喻自明。《枯枝败叶》里干脆直说，香蕉公司这些东西全是枯枝败叶。
在他的诺奖致辞里，第三段，马尔克斯把军事独裁者们的行径痛陈一番；然后，那句显然非文学的话：“拉美不愿意，也没有理由成为任他人摆布的棋子。她除了希望自己保持在西半球的独立自主地位，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4
第三节的无聊延伸：无所不能的议员、军事独裁者、香蕉公司、镇压政府、“枯枝败叶”们，还有以下可类比的形象：
——村上春树《五月海滩》、《1973年的弹子球》等小说里出现的情节：填海造楼，海滩消失，山村被翻修成住宅，旧式海豚旅馆变成现代化26层大楼、精明的参议员、“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控制一切的羊。
——或者卡尔维诺小说中，马科瓦尔多遭遇的高速公路广告牌、雾中飞机场、超市、广告灯。
——托马斯·曼《马里奥与魔术师》里善于蛊惑的反派。
——卡夫卡小说里的K们所面对的整个世界。
——品钦的“熵”。
“我们”和“枯枝败叶”的分界是这样的：“我们”经常是自由散漫的，平民百姓的，淳朴的，诗意的，牧歌的。
“枯枝败叶”经常是工业化的、机械化的、有政府背景的、有强力背景的、现代化的、庞大的、黑暗的、老谋深算的。
按照“反复情结体现爱好”这一原则，基本上，我们可以归纳出这个：或明或暗，或直接或象征，许多大师的趣味与厌恨，都有类似的点。当然，有些老师可以直接宣叙这些爱憎，还被奉为大师；有些老师只能曲笔婉转的写这些东西，而且还免不了被枪毙。最糟糕的是，这些东西时常被我国这里的一些老师简单归纳为“XX反动势力、XX思想、XX主义”之类。
——我倒觉得，在中国的小说里，曾经有一对词组描述了这种关系；虽然不甚准确，但却颇为传神：那就是王小波的“我们”和“领导上”。
许多作者会在多篇小说中使用同一情节。比如，纳博科夫的俄文与英文段子里，都有过旅居欧洲的俄罗斯男人被其妻子甩掉的情节，都有过少年学习下棋、偷藏蝴蝶标本的段落（那样的细致，几乎带有自传色彩）；福克纳的许多短篇情节同样出现在他的长篇之中。说这些故事编制大师们技穷，显然不恭。只好这么说：一是装饰，二是情结。
拿装饰说事，比如荷马大人写段子，有些形容词加起来比较扯。“捷足的阿喀琉斯”、“深谋远虑的涅斯托耳”之类也就罢了，“神一样的”“XX恶魔”这样，就只是为了凑个韵脚。宗匠到了把小说当拼图艺术品拼插的先生们，熟极而流，穿个什么情节可以调节至什么气氛，可谓应手而来。而往情结方面想，一如纳博科夫对旧俄罗斯、法国海滩、穿越欧洲火车那些少年细节的追思不忘，是个爱好问题。
《纯真的埃伦蒂拉和残忍的祖母》里，一个马尔克斯反复用过的情节：
埃伦蒂拉在卖淫，门外的男人们排着队；一个担任主角的男人进门，发现床单被汗水湿透了；埃伦蒂拉和他一起把床单卷起，换了一张。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里，另一个：
圣·罗曼来到小镇，几乎立刻用自己的财富、家世（将军之子）、完美品性控制了这个镇上所有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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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情节，除了本篇外，还曾在以下故事里出现过：《百年孤独》、《疯狂时期的大海》。《百年孤独》中，那个妓女夺走了家族中某少年的天真；《疯狂时期的大海》中，那个妓女相信那个富翁的承诺“接完这最后一百个男人，我最后的一百个男人，我就自由了。”而埃伦蒂拉的不眠不休，是因为祖母认为“你还得干八年零XXX才能偿还欠我的钱”。
考证这个情节如何意味深长，显然有些犯傻。然而三个情节之间，毕竟有些相同点。比如，男人们成群结队的壮观，女主角的沉着与天真，以及男主角的懵懂。三个女主角都有着西班牙语小说中女主角惯见的那种性格：某方面混沌初凿，某方面老练狡黠。在这个情节中，她们保持着一种奇妙的纯真——嫖人与合作换床单两码事的对比，显然的小喜剧色彩。
而三个男主角中，一个与大多数马尔克斯小说男角一样对一切都懵懂接受，另两个干脆是处男，需要女孩儿的指导。换床单这种事显然在他们预料之外，但却很好的缓解了气氛。埃伦蒂拉和乌里赛斯卷完床单后很顺利的成了熟人，此后的勾当水到渠成。
马尔克斯说自己早年写《枯枝败叶》时，把手稿放在皮包里做抵押，晚上去睡那些妓女住的破客店。依照他把自己少年往事添油加醋的爱好，我很怀疑这个情节是不是他的亲身所历。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头，振保初次嫖妓的记忆给他感慨良深，连该女人的眼珠腋窝都历历在目——我们姑且说，那是初次失去天真的记忆。对马老来说，一种无聊的可能是：窘迫的乌里赛斯，以及另两位男角，就是他自己的化身。而这位从容自若招呼男生卷床单，从而瞬间使男生变得被动而窘迫的女性形象，在后来的马尔克斯小说中经常出现，比如《六点来的女人》。
当然，这一片也可能纯是虚构，仅仅作为小说的拼图或色彩调节器出现——你得承认，如果想将风尘女子和嫖客之间的僵硬、尴尬气氛取消的话，没有比这个情节更适当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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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情节，则几乎是马尔克斯的保留节目。《超越爱情的永恒之死》里，议员对镇上居民有求必应；《疯狂时期的大海》里，一个大富翁靠抛洒财富几乎控制了整个镇；《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里，无所不能的圣·罗曼。
一个脸谱型的形象就这样出现了：
议员、小汽车、勋章、财富和军方独裁者：这些形象总是带着一副完美无缺、高高在上的姿态到来。
这些人的出现，总在另一拨人之后——如你所知，《百年孤独》及其他所有以小镇为背景的小说，总要经历“洪荒时代——奇迹贩卖者、行旅商人、摄影师、乐队带来外部文明——无所不能者进犯”这一过程。无所不能者的到来一般伴随着财富、文明、高科技、商业化，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先住民们目眩声色，像布恩地亚初见冰时的模样。
但一般来说，小说家们对这一套都不怎么存有好感。
《凶杀案》里，圣·罗曼还略带阿里萨式的痴情形象，但《疯狂时期的大海》里，美国富翁控制镇后，镇就成了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相反，海洋之下却沉睡着永远年轻的死者与花海，其意不喻自明。《枯枝败叶》里干脆直说，香蕉公司这些东西全是枯枝败叶。
在他的诺奖致辞里，第三段，马尔克斯把军事独裁者们的行径痛陈一番；然后，那句显然非文学的话：“拉美不愿意，也没有理由成为任他人摆布的棋子。她除了希望自己保持在西半球的独立自主地位，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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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的无聊延伸：无所不能的议员、军事独裁者、香蕉公司、镇压政府、“枯枝败叶”们，还有以下可类比的形象：
——村上春树《五月海滩》、《1973年的弹子球》等小说里出现的情节：填海造楼，海滩消失，山村被翻修成住宅，旧式海豚旅馆变成现代化26层大楼、精明的参议员、“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控制一切的羊。
——或者卡尔维诺小说中，马科瓦尔多遭遇的高速公路广告牌、雾中飞机场、超市、广告灯。
——托马斯·曼《马里奥与魔术师》里善于蛊惑的反派。
——卡夫卡小说里的K们所面对的整个世界。
——品钦的“熵”。
“我们”和“枯枝败叶”的分界是这样的：“我们”经常是自由散漫的，平民百姓的，淳朴的，诗意的，牧歌的。
“枯枝败叶”经常是工业化的、机械化的、有政府背景的、有强力背景的、现代化的、庞大的、黑暗的、老谋深算的。
按照“反复情结体现爱好”这一原则，基本上，我们可以归纳出这个：或明或暗，或直接或象征，许多大师的趣味与厌恨，都有类似的点。当然，有些老师可以直接宣叙这些爱憎，还被奉为大师；有些老师只能曲笔婉转的写这些东西，而且还免不了被枪毙。最糟糕的是，这些东西时常被我国这里的一些老师简单归纳为“XX反动势力、XX思想、XX主义”之类。
——我倒觉得，在中国的小说里，曾经有一对词组描述了这种关系；虽然不甚准确，但却颇为传神：那就是王小波的“我们”和“领导上”。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