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中的文学乌托邦

比起黑塞的小说与诗画散文，书信似乎是一种“接地气的浪漫”，将隐喻与抒情统统褪去，留出一片赤诚献给他的挚友——托马斯·曼。

作为读者而言，从书信中窥探这段友谊，也许看上去总有些“互捧”的味道：化用彼此作品中的人物代称，信尾对彼此诚挚的祝愿，时不时附赠一两首诗，颇有古代文人酬唱赠答的意趣。

在二战时期，黑塞与托马斯·曼双双隐居瑞士，在书信中还谈到了《玻璃球游戏》的创作。有趣的是，当黑塞把《玻璃球游戏》的成书寄给托马斯·曼时，曼氏认为这本书与他的创作的《浮士德博士》想法十分相似。写法不同，但殊途同归。书信中，两人无时不刻都表达着对对方的赞赏，托马斯·曼尤甚，在他获得诺奖后，就开始不遗余力地向瑞典文学院推荐黑塞，推荐了十余年。有趣的是，在1945年诺奖颁给智利诗人米斯特拉尔时，托马斯·曼还对瑞典文学院揶揄了几句：

接着就是1946年的祝贺：

熟悉黑塞的读者，大概都知道他对东方文化如何着迷。但在书信里，黑塞更倾向于把这种对东方文化的向往内化为一种欧洲古典精神的践行。在以西方为中心的文人那里，东方的思想也许能满足一时的好奇心，但黑塞似乎不是这样，他的东方视野与其说是，不如说是借东方的神秘，去完善时代中缺失的部分。虽然托马斯·曼未在书信中明确地对此表示赞许，但两人都在各自的创作中尝试跳出已有的定式，以超凡的眼光重审世界的风向。

除了日常书信，在托马斯·曼写给黑塞的七十生日贺辞中，他提到黑塞对东方智慧的专注，以及对“世界文学”的态度，本着人道主义了解“人类精神最古老最神圣的见证”。这些评价也让后世读者对黑塞的了解更为全面，也是托马斯·曼后期文学创作中追求。在深入思考欧洲文化传统的同时，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的变化。

每一封书信后都添加了大量的注释，从细节上还原了书信创作的部分时代背景以及两人的心路历程。尤其是在战争期间，部分报刊及舆论对他们作品的评价，既见证了这段文学友谊，也藏着一些时代思潮的变动。

两位德国文学大师，用几十年的书信沟通，共同构筑了一座文学的乌托邦。在动荡的年月里，他们身处异乡，视彼此为“精神兄弟”。面对彼此的作品，他们会互相批评嘲讽；面对复杂的现实世界，他们会给予对方慰藉与扶持。书信记录着这份伟大的友谊，也记录着他们的创作心路。两位智者在通信中交换彼此的思想，也表达着他们孩童般的天真。信中至真至诚的语言，也足以令喜欢他们的读者为之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