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极好的经济史！一定要读！
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呈现出逻辑与历史的彻底割裂：一方面，流行的美国式教科书往往注重理论的体系化和内在的逻辑勾连，追求演绎式的精确性，而历史则被压平成了“诸课题的排列”或者完全被抽象掉了，化作模型的各种变量整合在一起，学习者拿到手的只是一个在逻辑上从简单到复杂逐步展开的方程集合；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被推崇的本土教科书则几乎没有逻辑抽象的能力，成了按议题分门别类的（有选择的）历史与政策汇编，记述的无非是某个至高意志在一条康庄大道上接连夺取胜利的光荣颂歌。两种叙事模式看似是逻辑与历史的对立，实则既无历史，也无逻辑。对于前者来说，逻辑失去了历史的底色，沦为纯抽象的干瘪的符码，而模型的推导也无非是公式的变换游戏，对做题家来说，所获得的除了新变量的引入和新方程的变形之外，并无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逻辑”推理；对于后者来说，一段没有反思、没有对话、没有理由与利益之碰撞与权衡的“正确史”当然不是鲜活的历史，而是空话和宣传的广告牌，平平的一块，毫无纵深。
真正能给人以思想启发，同时能化作实践力量的教科书一定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如果没有教科书能做到这点，那么学习者便要自己寻找资料对照阅读。幸运的是，杰弗里·弗里登的这本《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堪称上述要求的典范之作。倘若受过经济学理论的训练，尤其是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等，这本书给人的教益便将是“开光”式的：教科书中的那些模型瞬间被串联起来，在不长的一个世纪的历史中各安其位（毕竟本来大部分经济理论就成熟于二十世纪），干瘪的变量被注入了历史的血液，理论大师的智慧不再停留于技术性的严谨，而展现出极强的现实维度与问题导向——正因如此，他们才是“大师”，而不是在既存学术评价体系中飞黄腾达的“大牛”。时刻重视在历史演变中活跃着的理论争论，这正是本书独具匠心之处，但我们也要认识到这种理论与历史的互动反映了一条亘古不变的定律：利益决定立场。下面试举几例。
（1）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金时代），全球资本主义高歌猛进，世界市场携手金本位逐步完善，各国的产业分工与专业化格局形成，殖民主义和贸易收入分配的问题接踵而至，政府重视参与国际经济关系胜于管理本国经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广受金融家和出口商欢迎，但工业国的农场主和农业国的工业家则支持保护主义，美国北部幼稚工业是保护主义排头兵，南部种植园主却推崇自由贸易。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进口农产品会带来粮食价格下降，因此工人反而会赞成农产品自由贸易，因此在农业商品化程度高的国家，工人和农民几乎不可能结盟，中国是一个反例。英国作为世界工厂，支持自由贸易，同时把其他各国都锁在原材料供应的阶段，但其必然结果是其他国家能得到来自英国的廉价进口工业品，这将带动落后国家的产业发展，使得英国工业优势逐渐消失，从世界工厂转向国际服务商。
（2）黄金时代见证了前所未有的劳动力国际自由流动。但是劳动力流入的国家慢慢地不再欢迎移民，这体现了移民政治的变迁。有趣的是，在当时，一个国家对移民的宽容度随着国内劳动力数量从少到多呈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劳动力极少的时候，国家当然是极其欢迎新的劳动力的，但劳动力到达一定数量后（但仍相对匮乏），便会形成具有强大市场势力的工会，敦促政府严厉限制移民。
（3）黄金时代给全球各国几乎都带来了丰富的全球化红利，但已经出现了结构上的分野。那些原本就位于半边缘位置的国家并没有严格奉行比较优势原则，而是利用后发优势，采取恰当的幼稚工业保护举措，因而走上了李斯特主义的道路，工业企业主获益颇丰，卡特尔大量出现；但亚非拉国家则将自己局限于初级产品的生产上，而初级产品资源的拥有者，亦即土地垄断寡头、初级产品出口商等等成为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因而对这一时期的解释是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一个国家会出口能充分利用其拥有的丰富资源的商品，同时这种资源的拥有者会在贸易中受益。但作者批判这是一种同义反复：我们往往是先看到一国出口什么，才评价它擅长生产什么。
（4）黄金时代发展失败的国家基本上与其缺乏发展意愿相关。作者提到一个现象：“照一般的看法，糖和棉花是‘反动的’农作物，而咖啡和稻米则是‘进步的’农作物……前者是大种植园的产品，造成了一些世界上最不平等和麻木的社会；后者是小农场的产品，提供了经济广泛发展的机会”【90】——小农场带来居民普遍富裕；“矿业和农业之间的真正差异在于，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中农业占绝对优势，穷国出口的农产品往往涉及大部分人口，而矿业通常由一小批与外界联系较少的矿工承担开采”【93】。不同规模的农业、矿业、工业的生产结构不同，涉及的人口不同，形成的利益集团也不同，因此最终能产生政治影响力的人群也就不同，可见，国家发展过程中选择的极细微的产业差别也有可能产生极其明显的影响——资源诅咒不是一个普遍现象，而和“拥有什么资源”息息相关。
（5）黄金时代的经济问题有：英国开始金融化，制造业流出，产业升级停滞；贫富分化，斯托尔普—萨缪尔森证明贸易使得拥有大量生产要素的业主越来越富，而使拥有很少生产要素的业主越来越糟，并决定了这些人的政治立场；形成了币值的分层：富国实施金本位制，穷国实施银本位或纸币本位制，因为银价可以相对贬值，从而有利于落后国家的出口。因而货币一定程度上内生于产业体系，是基于发展策略进行选择的结果；劳工运动挑战现存秩序，劳工对自由贸易的态度往往取决于其所处产业（出口/进口），但共性是排斥移民，由于没有土地兜底，工人对失业的抵抗力严重低于农民（当然今天的中国有农民工），所以长期下，劳工必然抵制自由贸易和金本位（为维持币值稳定，在紧缩时期必须下调工资）。
（6）黄金时代终结于一战，英国地位下降，美国开始占据经济领导地位，经济地位的改变带来政策偏向的转变，因而美国转向自由贸易和金本位。欧洲重建过程中出现了通货超胀，中产阶级财富缩水，转向民粹主义。黄金时代的国际经济秩序是靠英国主导的金融贵族的全球网络来维持的，“欧洲金融和工业领袖们的财富和权力有赖于以伦敦为营地的国际贸易和支付体系。维持这种平衡符合每一个权力集团的利益”【128】。然而，当战后，金融领导权交到美国手上时，国内民主政治和权力分立的制衡却使得美国无力摆脱孤立主义政策，因而无法切实重建国际经济秩序，只是停留在威尔逊的理念宣传。
（7）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得益于一战大量军事技术的民用化，以电力、化工、合金一直到汽车为代表的新工业诞生了，具备纵向整合能力的垄断竞争公司出现，不但开始管理上下游生产，还开始管理资本循环和消费的全过程（如广告业兴起；通用汽车承兑公司负责借钱给客户让他们能“准时”购买汽车）。为确保稳定的劳动力，垄断的大工厂给工会留出空间，劳工运动和社会党与共产党兴起。在关于战后英国是否该恢复金本位的问题上，凯恩斯出马了，他敏锐地观察到“现代世界已经朝更加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方向演变，那里的工资和物价结构是非常牢固的”【137】，这与金本位所要求的灵活价格调整相悖，这就能解释凯恩斯为何如此关注工资和价格粘性。但随着大企业和大劳工获得更多政治话语，包括小企业主和小农场主在内的中产阶级则被边缘化——成为日后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和阶级根源。
（8）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势必成为全球经济衰退时期的资金吸引盘，因而金融泡沫不是经济繁荣的象征，而是经济衰退的结果。大萧条后，各国先尝试采用黄金时代的方法——财政紧缩——来应对危机，正如凯恩斯所预料的，在工资粘性的背景下，紧缩政策只会拉高失业率，传统财政干预手段的不力使得德国人民转向反传统的纳粹党和共产党；而美国，由于此前贷款消费盛行，紧缩政策导致居民收入锐减，无法支付债务利息，因此被费雪总结为债务通货紧缩。形成一种分野：一部分工人在企业内享受刚性工资，另一部分人则深陷失业，甚至无法组成产业后备军。
（9）旧的经济规则玩不转后，大部分国家转向闭关自守的发展主义。作者认为，“人们只需了解一件事就可判断一个国家是走向闭关自守和独裁主义，还是依然经济上开放和政治上民主，即看它是否是国际债务国。……每一个债务国走的都是法西斯主义或民族主义的闭关自守之路。每一个债权国都仍然是民主的，并致力于国际经济一体化”【180】。这些实行自给自足经济政策的国家本质上都在做一件事来刺激工业：牺牲原材料供应者的利益，亦即赚取工农业剪刀差。纳粹德国中沙赫特的经济政策值得研究。
（10）另一边是发达国家中社会民主的建立。凯恩斯的《通论》为国家进行社会民主干预提供了理论支撑，其目的完全是带动投资与消费，拯救资本主义。同时，在政治层面，社会保障、失业补偿等政策能够平滑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同时广泛存在的采用效率工资的垄断大企业也欢迎社会民主政策的推行，但劳动集约型公司则持反对态度。“社会民主反映了以农民和有组织的劳工为一方，与企业界中较多现代管理者为另一方之间的联合”【226】。
（11）美国主导的二战后世界秩序的三大部分：自由贸易、国际货币稳定和国际投资的恢复。这种朝向自由贸易的转变体现了美国对战争的恐惧加上生产方式的转变——“许多美国工业部门已靠技术优势成为出口商和对外投资者……由于战争持续进行了好久，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会面临很多外围的竞争……许多主张保护主义的工业企业家一旦看到从贸易自由化中可以大有所得，而继续维持英国和欧洲的贸易壁垒只有大受其损时，就会改变自己的观点”【234】——是条件变了，而不是思想变了。因此，艾奇逊和马歇尔主张的欧洲经济援助的目的是建立稳定的服务于美国对外开辟市场的全球经济体系的需要，而强调来自苏联的威胁也有向国内推动政策实行的考量。欧洲重建用一句话表示就是“美国印钞，使欧洲购买美国产品”。战后的一种“新型自由主义”出现了，认为全球资本主义和市场同社会改革是可以相容的。
（12）布雷顿森林体系推崇贸易自由化，但这一自由化没有触及农业，因为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农业补贴计划，而且农场主在政治上势力很强大，因此GATT没有涉及农产品贸易问题。可见，历史上的贸易自由举措基本上都排斥了农产品，这潜在地再生产出中心—边缘的依附格局。凯恩斯主导设计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要求限制短期资本流动，尤其是禁止出于“投机”目的的跨国资本流动，以给各国留出调整本国货币政策的空间，这和黄金时代的金融体系产生了很大的区别，这就导致了长期跨国投资的兴起。发展经济学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典型的国际投资家是把资金借给外国政府和公司的股票持有者或银行家。在布雷顿森林时代，典型的国际投资家是在外国开厂的跨国公司”【269】，这个时代特征一定要清楚！
（13）二战以后，全球非殖民化持续进行。拉美开始采取进口替代型工业化（ISI），普雷维什成为将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政策理论化的带头人，普雷维什命题认为脱离经济困境的出路在于抛弃初级产品出口策略，转向工业化，同时，由于新政府的主要拥护者是城市资本家、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就使得ISI获得了阶级上的支持。在印度，尼赫鲁拥抱社会主义和苏联式计划经济，同时“印度议会民主的活跃意味着政治家不可能忽视农民”【290】，所以印度实行了一种较为平衡的工业化模式。大量第三世界国家转向ISI，“从意识形态上说，工业化与主权密切相关，正如出口经济与殖民统治有染一样”【293】。但值得注意的是，东亚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转向出口导向型工业化（EOI），部分原因在于自然资源稀缺，无法靠出口资源来支付必要的进口商品费用，赚取外汇的唯一办法是出口工业制成品，同时第一波东亚国家多和美国有政治上的保护关系，因而有把握进入美国市场。
（14）作者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模式和多样性的论述确实是相当薄弱的，这也启发我们对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互动与发展路径作深入的研究，比如说：“苏联世界体系”是否存在？
（15）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功发展出了自己的掘墓人：一个是国际金融的恢复，短期投资者重新获得影响市场和经济政策的力量，另一个就是美元在西欧与日本的崛起之时承受到压力。同时，在GATT的大框架下，各国发展出一套绕过关税的保护主义手段，此即“非关税壁垒”，如反倾销、说服外国出口商“自动限制出口”等等。阿莱扬德罗所说的“进口替代的进口强化”则揭示了ISI的危机：“原以为进口替代会减少对世界贸易的依赖，但是每个国家都需要进口一些本国无法供应的产品——原料、机器、零件等。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越高，对这些进口货的需要越多……但是，这些国家需要出口商品赚取外汇来购买进口商品，而进口替代型工业强烈歧视出口。贸易保护和估值过高的汇率提高了国内商品的价格，弄得出口商品缺乏竞争力，出口税也挫伤了到国外去销售的积极性”【323】。
（16）到了70年代，突发性的政治事件带来的石油危机作为典型的“实际冲击”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但工会开始维护工资高水平，反对经济紧缩，这导致了所谓的“工资推动型通胀”。频繁的劳工运动反而使人们感到厌倦，卡特将此称为“莫名的不满”，这促进了经济理论上的向右转。石油涨价致使发展中国家陷入“石油债务三角”：OPEC靠涨价获得大量收入，存在世界金融市场中，国际银行家迫切希望把石油美元借出去，主要是借给缺少石油的发展中国家（NOPEC），这些发展中国家获得贷款后出钱购买很贵的石油，而OPEC拿到这笔钱后又存入世界金融市场中……如此形成循环。债务压力的加剧迫使传统上的ISI国家开始转向出口创汇，但廉价的工业品涌入发达国家后又加剧了其内部矛盾。世界范围内的滞涨终于导致沃尔克和货币主义为代表的对通胀极度敌视的理论和政策旨趣。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旧的发展策略失效致使独裁政权失去绩效合法性，因而接踵而至的使民主化浪潮，建立民主体制后，全球主义在这些国家中取得统治地位。在美国，信奉供给学派的里根大行减税和赤字财政，但这之所以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能够推行是在于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发达国家很容易从这个巨大的资本市场中为赤字开支融资，而不必担心严重的挤出效应——美国开始成为债务国。世界金融市场的另一个侧面是国际游资开始在各国引爆金融危机。
（17）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时代与交通和电信领域的革新相伴而生，信息成本和运输成本的下降降低了贸易、投资和监管海外利益的成本。国际金融交易的日趋完善招致人们的反思，出现了类似苏珊·斯特兰奇所说的“赌场资本主义”这样的评价。反通胀、减少税收和开支、私有化、放宽管制的“华盛顿共识”逐渐流行，并形成了所谓全球化利益集团——要求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跨国公司和反对通胀的中产阶级。
（18）东亚形成了“政治强人+新自由主义经济取向”的发展结构，拉美也密集参与国际分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卡多佐在巴西掌握政治权力后力主融入世界经济的现实主义政策。总的来说，由国家主导的、熟练运用产业政策的发展主义模式重回人们的视野，内生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和国家主义比较政治理论流行开来。
（19）世界范围的贫富分化进一步拉大，非洲和部分阿拉伯国家陷入极端的贫穷，众多“失败国家”吸收了各种“前人经验”，尝试提取农业剩余、进口替代、出口导向等各种方法，但始终未能摆脱贫困陷阱，其原因也许是政治腐败严重，发展意愿不高，但更可能在于这些国家的起点实在太低，而以上发展路径恐怕只适用于已经有一定基础的欠发达国家。无论如何，非洲如何发展将是发展经济学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20）经济全球化激发了人们对环保、人权等问题的讨论。显然，跨国公司在广泛依靠全球化牟利的同时，其必然的取向是选取最有利于自己的资源和政策环境，因此当它在全球物色生产地点时，这无疑会纵容发展中国家中的违背人权的血汗工厂、环境污染等行为。但当然，以西雅图抗议者为代表的反全球化者首先是在全球化中受损的“工资不得不向全球最廉价的劳工看齐”的群体，然后才是某个意识形态的捍卫者。而另一批人则意识到国际金融潜在的风险性，其代表就是蒙代尔提出的“不可能三角”，这一理论为每个准备融入世界经济的国家揭示了其必须承受的代价——资本流动、稳定汇率和货币独立，只能三选二，而抛弃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会牺牲掉一部分经济发展可能性与社会利益。作者在最后总结当前关于国际经济的种种争论——“金融动荡和政治抗议突出地说明了国际和国家之间及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不稳定的国际货币和金融，连同反复出现的货币和债务危机，促使全球化积极分子要求建立有效的国际机构，以免再度发生恐慌。它们的时髦用语是‘管理’，即要求新的政治机构设法克服全球市场的种种困难。而反全球化的积极分子谴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逃避政治责任以及葬送了穷过的前途。它们的时髦用语是‘责任’，即要求新的政治机构允许由世界各国人民来负责更好地管理全球市场”【431】。这种无处不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当然不能靠笼统的“世界精神的和解”来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