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垮他的不是病毒，是那该死的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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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他吃惊的是，生活的差异竟如此巨大，面对环境的压力时人们竟如此无力。
比尔盖茨曾经说过，未来人类生命将受到威胁，这威胁不是战争，不是导弹，而是来自微生物，某种高传染性病毒。他放出此言时是在2015年，四年后，一场肆虐全球至今仍没办法抑止高传染性病毒爆发，让比尔盖茨当了一回“预言家”。祸不单行，猴痘病毒在欧美接连爆发，据说目前全球确诊病例已达3.1万例。
我们都是病毒传染的见历者，它让我们直面生命的脆弱。因为“传染”，每个人都可能面临“中招”的机会，这种脆弱带来的可预见性，加剧了我们对突发未知的恐惧、慌张与暴戾。我们来不及消解围绕在侧的消极情绪，但也不可否认，我们比过去更关注“传染病”及其相关题材的作品。
菲利普·罗斯的《报应》选择的便是“传染病”这类题材。这部原著Nemesis出版于2010年，故事讲述发生于1944年夏，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威夸依克的犹太社区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少儿麻痹传染疾病，人们往常生活节奏因此被打乱，生龙活虎的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倒下，人心惶惶。
坎特是这场少儿麻痹疫情的见历者。可以说，他是离这场疫情距离最近的成年人——他是一位体育老师，那些一个接一个染病甚至去世的孩子正是他的学生。前一天还在操场上看到某位学生，但第二天操场再无此人身影。确诊人数越来越多，孩子的父母迁怒坎特，他们认为要不是坎特坚持让孩子们聚集在操场运动，悲剧就不会发生。坎特此时仍保持冷静，他没有完全受疫情影响，但也时刻思考这场疫情的来由，为何它不断在虐杀孩子，他们都有美好的未来，但此刻他们的人生永远停留在十二岁……
他不断思考生命的意义，以此缅怀那些永远离去的孩子。他脑海里甚至还回想着那些男人应该如何如何的训词，他试图以一己之力挑战这场病毒带来的灾难，但他最终身体力行从让人窒息的威夸依克区逃往印第安山。
印第安山有他想念的未婚妻，有沁人心脾的大自然，还有一群健康天真的孩子。他终于不再被此起彼伏的救护车警笛声和家长的责骂声围绕，也不再陷入一切关于少儿麻痹的思考里。他恢复了往日的快乐，但内心“抛弃了威夸依克区正在受苦的孩子”的声音还是萦绕于心。不幸的是，大家以为世外桃源的印第安山，出现了第一例少儿麻痹病例……
《报应》的高潮就在坎特不安地怀疑自己是否是少儿麻痹病毒携带者后，他被检测出是少儿麻痹确诊者。一个活生生的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在此刻彻底被打垮，此后病愈也再没有恢复往日的精神面貌。
如果《纽瓦克热浪》与《印第安山》负责呈现坎特的身心变化，《重逢》便是揭示坎特悲惨遭遇背后原因的重要一笔。与前两部分描写手法不同，《重逢》以阿诺德为第一人称所写——阿诺德曾是坎特的学生，也是当年威夸依克区少儿麻痹患者——他交代了坎特患病到病愈后的情况，由于他也见过疫情前健康阳光的坎特，种种状态比较后，被疫情改变人生的坎特，其人物形象既深刻又丰满。
罗斯借由阿诺德的视角，点出坎特悲剧的原因——到底是不切实际的，不自知的理想英雄主义在作祟。事实是，坎特只是一位普通的体育老师，他只需要认清这一点，他只是一个面对如此情境也无能为力的普通人，他只需尽好本分就足够了。但是，随着疫情蔓延并越发严重，加之谣言四起，家长的责备，坎特把孩子们患上少儿麻痹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即使他逃离到安全的印第安山，道德羞耻感也一直捆绑着他，以至于当印第安山也爆发疫情，他都认为这是他一手造成的结果。
从心理学上讲，羞耻感会让坎特无法好好爱自己，爱他人（他患病后一再拒绝深爱着他且执意嫁给已残疾的他的未婚妻），不断自我否定、自我贬损，不断为自己制造不幸福的“命运”。阿诺德曾试图说服坎特——其实少儿麻痹的源头未知，或许当初在印第安山是首例患者传染给他，而不是他把威夸依克区的病毒携带到印第安山——坎特坚定地否定这个猜想，总之，他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所谓“报应”，便是如此点题。
尽管《报应》是罗斯虚构的故事，但全书对疫情下各人的身体疼痛和情绪绝望的细腻描写入木三分，不断触动读者的神经。《报应》发生的背景是二战时期，战争带来的痛苦与不安也是影响坎特心理变化的重要因素，而我们，时下正处于此起彼伏又此伏彼起的疫情爆发时代，故事中各人的经历与心情，我们不难感同身受。现实中，不少人就像坎特，人生也因为疫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他们/她们会如何面对以后？我们似乎甚少关心；他们/她们在疫情前健康快乐的模样，我们似乎也逐渐忘记。
《报应》是菲利普•罗斯五十四年写作生涯的封笔之作，也是“报应系列”最后一部。罗斯逝世后一年多后，新旧高传染性病毒持续肆虐人类社会，如今再读这部再版旧作，除了感同身受，所获启发也不少。
我们，以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