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评论：正是在这些告别中，文学产生了

文/ 孙璐

一座默默无闻的小城，一条破旧颓败的小巷，一个轻佻茫然、浪荡不羁的文学青年和他落魄失意、受人嘲讽的父亲，一群与他们或萍水相逢、或藕断丝连、或似爱非爱、或苦求不得的女人。这些元素的相遇、告别、重逢与决裂支撑起了两部小说：一部是路内2022年出版的新作《关于告别的一切》（上海文艺出版社），另一部是小说中身为作家的主人公李白的成名作《太子巷往事》。前者凭借跨越三十年的编年叙事、时代更迭的怀旧讲述、城镇青年的成长史而被认为是一部典型的“路式”小说，而后者则是路内在虚构世界中谋划的另一场虚构，使李白这个虚构的作家拥有了“真实”作者行使虚构的权力。

“他乡遇故人，是小说的经典开篇法。”这是主人公李白在谈小说创作时的一句总结，也被路内套用在了李白故事的开篇：一场在他乡与初恋的重逢勾起了一个作家关于告别和不告而别的回忆。当记忆大门被撞开，李白的世界也逐渐清晰起来：他有一个跟人私奔的母亲和一个窝囊平庸的父亲；他早恋过、一夜情过、是个谈过十几场恋爱的不婚主义者；他读的是文秘职校，写过两三本书，被编辑嘲笑过、被市场追捧过、被文学评论家关注过。到了不惑之年，父亲被诊断为阿尔兹海默症，旧爱患癌离世、却将自己和别的男人的私生女委托给他收养。不断的生离死别和物是人非令他痛苦、也让他释怀，他的浪漫怀旧气质让他成了往事的拾荒者，但在互联网快餐文化时代，他写的年代故事被认为是冗长的矫情，在豆瓣论坛，他不仅被低星差评，甚至被讥讽网暴，几乎成了文坛的一个笑话。

在小说中虚构一个作家人物，是小说家们常用的“伎俩”。有些是作家为自己打造的替身，复刻了作家的思想和经历，甚至在虚构的空间中重演了作家的人生轨迹，比如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小妇人》中的乔、杰克·伦敦笔下的马丁·伊登，文学带给他们精神的慰藉与愉悦，成为作家让他们得到社会的认可和经济的独立。有些是作家虚构的另一个自我，进而呈现出作家的另一种镜像，比如菲利普·罗斯笔下的祖克曼，被罗斯称为“第二个大脑”，他听到了罗斯听不到的声音、讲出了罗斯不敢讲的话、洞察到了罗斯无法靠近的秘密、展现出罗斯无法公开示人的糟糕一面。有些是作家精心布局的一场暗喻游戏，为了还原文学创作的过程、解密文学创作的本质，比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神谕女士》中的琼，她不止一次提及自己写作时从不看打字机，她“闭目撰稿”的独特经历被用来解释文学创作事实上是一种“无意识的书写”，作品的内在逻辑和语言的自足性甚至会使人物行动和情节发展完全脱离作者的控制。

在《关于告别的一切》这里，按照路内的解释，李白是多年来他脑海中的一个对话者，同他交流了不少看法，但从动笔的那一刻开始，李白一直拥有自己的意志，他不是路内，也不是路内的替身和代言人。

李白是一个典型的“路式”小人物，是一个不断抵触又不断妥协的矛盾体：胸无大志却不愿随波逐流，盲目冲动却有自省意识，虚无主义却亦怀有深情。但独特之处在于，李白是个作家，这个身份让他的矛盾体人设更加复杂。小人物与大秩序的角力，是“路式”小说钟爱的题材。无法改变的出身，无疾而终的爱情，无处可逃的病魔和死神，无法阻挡的时代前进和历史崩塌，《关于告别的一切》弥漫着李白的无力感。然而，无力并不意味着顺从，身为作家的李白，有着不同于其他“路式”人物的抗争和武器。在路内笔下，他是另一个虚构文本的创造者，另一个想象世界的立法者。创作《太子巷往事》，是他的感受主宰了一切，他大胆“编排”自己的父亲，尽情揶揄自己的堂叔，混淆了事实与想象地“记录”自己和不同女人之间的露水情缘。如果说《关于告别的一切》讲述了“作家”李白如何被时代驱赶、被命运裹挟，那么《太子巷往事》则展示了“作者”李白如何通过手中的笔控制时代的走向和人物的命运。

悖论的是，李白的抗争始于写作，也终于写作，因为一部文学作品的诞生恰恰宣告了“作者已死”。当《太子巷往事》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文本生命时，“作者”李白便只是封面上的那个名字，无论它与形形色色的读者如何打交道——被解读、被误读、被赞美、被嘲讽，李白都无法左右。于是，当“作家”李白现身于豆瓣、和读者大打口水战的时候，他的自我辩护、抑或是狡辩都成了读者眼中“可笑和虚弱”的标志。

无论是李白的力量，还是他的无力，都源于他是一个作家，更确切地说，源于作家拥有的两个身体。我们常常把作家和作者混为一谈，但实际上，作者只是作家的一种面向，是作家被缪斯附体后从事写作活动的那个自我。借用阿特伍德的观点，作家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是那个“去遛狗、喜好吃麦片、去洗车”的普通人，而作者则“更加朦胧模糊、难以辨认，是存在于同一具躯壳里的另一个角色，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他掌控了大局、进行事实层面的写作活动”。换句话说，作者犹如一个若隐若现的幽灵，仅在创作的时刻出现，其施行的法力也仅限于创作中的文本，一旦作品完成，作者便随之消亡。

其实，“消亡”的又何止是作者？作为一个人的作家，也终将走向生理意义的消亡，此时，唯有作品可以永恒。回到李白的世界，当至亲失踪或失忆，当昔日的伙伴远走他乡而断了联系，当亲密的爱人不告而别之后杳无音讯，当承载着儿时记忆的青瓦平房被改装成了网红民宿，《太子巷往事》将提供他们和它们曾真切存在过的依稀证明，若干年后，也将成为李白在世间留存的痕迹。

但话又说回来，李白到底只是路内的虚构，《太子巷往事》不过是虚构中的虚构。无论是“作家”李白，还是“作者”李白，都是路内笔下的一枚棋子，为的是讲述“关于告别的一切”。用路内的话来说，告别是言辞挥发后、一种形式化的姿态。整部小说就是在一次次解释这种令人喟叹的姿态：失忆是对经历的告别，死亡是对生命的告别，新事物是对旧时代的告别，而李白的写作也是一种告别，落笔成文是他对故人、往事以及所有原初感受的告别，创作完成是他对文本掌控力的告别。

如同“终结爱情也是爱情的一部分”，告别是所有发生的一部分，是它让曾经有了意义。对作家及其写作而言，告别的意义似乎更加有迹可循。作家拥有的两个身体意味着每一次创作都要经历与自我的告别、与作品的告别，而正是这些告别使文学发生，也让永恒有了依附。

（本文原载于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