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为人母》新版序言

《初为人母》最初在1979年出版，初版书名是《成为母亲》，这本书也是我继完成家务研究后的又一研究项目的报告。之前的家务研究让我注意到，初为人母在女人生命轨迹中的重要性，性别分工从此确立，女性成为社会群体中被压迫的一方。“压迫”这个词是属于20世纪70年代的，那时，欧美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和学者们正构建理论，对“女性被禁锢在男性主导的世界的一个特殊位置”这一现象的结构、系统和意识形态进行分析。《初为人母》这本书及其涉及的研究反映了目前人们重新关注这一研究话题：在父权制的社会体系下，“女人”和“母亲”是如何被性别化的。

但本书的出发点并不是想为读者呈现一篇学术专题论文，而是通过有亲身经历的女性的口述与所见，提供一份成为母亲这一转变过程的记录。本书大量文字直接引用录音采访，采访对象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伦敦生产第一胎的女性。访谈由我作为该项目的主要研究者以短评解说搭建框架，辅以简单易懂的数据——这些数据显示了女性答复的普遍性，她们在怀孕和做母亲的前几个月接受了四场深挖细究的访谈。

我坚持要求（虽然有些难度）出版商采用与常见的印刷方式相颠倒的方式，即受访女性的回答用粗体，而我的话语用强调性稍弱的细斜体。在我看来，这样做不仅是因为这些女性的叙述比任何其他的社会学分析更加简明有趣，还因为在当时，尤其需要重视女性关于成为母亲的自我认知。太长时间以来，成为母亲这件事已经成为专家们进行宣扬认知和谬误的地盘，无论是产科专家、儿科专家还是心理医生，甚至哲学家和一大帮知名顾问，都坚持认为自己比女人更懂女人在为人母时，身心及生活方面会产生的各种变化。

《初为人母》可能是我写过的最“受欢迎”的一本书了，出版后获得了大量的媒体关注，其中包括女性时尚杂志《穿越21》（Over 21）以《女性有了宝宝，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为题展开整整四页版面详述；泰晤士电视台的《下午好》（Good Afternoon）节目也邀请我参加了一期录制，主持人马维斯·尼克森和我、我采访过的两位女性都进行了交谈。书评褒贬不一，有激烈抨击的，也有表示强力支持的。一名具有医学背景的读者表示，我刻意选取了采访中与本书观点相契合的部分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且仅仅基于排除了“高危产妇”的偏态样本，就将医生们都刻画成傲慢自大、对病人漠不关心的形象。《护理时报》(Nursing Times) 的评论员也附和认为，我决心揭露孕期和为人母时医院的阴暗面。但同时，也有很多评论员评价这本书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有效推动产妇护理行业的“消费者”运动，也将更加真实的母亲口述呈现给产妇护理专业人士。本书的关键在于揭示预期和现实的鸿沟：成为母亲为何总是达不到我们文明所珍视的理想图景。两者之间的鸿沟在美国作家艾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 的里程碑著作《女人所生》(Of Woman Born) 中也有提及，这本书比《初为人母》早三年问世，书中称 “成为母亲”既是“经验”，也是一种 “制度”。从这点来看，怀孕本身虽然并不是什么疾病，但它带来的诸多常见不适，难以用越来越多的产前检查就能消除；分娩时经历痛苦与喜悦，产妇却只能得到并不人性化的恶劣医疗看护服务；初生宝宝的行为通常会严重挑战母亲们的极限；照看宝宝的例行日常往往暴露出平等育儿和浪漫爱情的骗人本质。上述无一例外表明，“成为母亲”的真实体验和其制度化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像《女人所生》《初为人母》这类书把母职作为一种经验，似乎更容易经受“极端的赞扬或诋毁”，因为它们在某些方面被解读为反母性，它们很容易落入“恶魔文本”的角色。想要真正认清成为母亲的复杂性，就要打破传统的思想桎梏，不能总用老观点认为女人的社会功能就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初为人母》这本书在最初撰写之时面临的现实境遇，现在依然存在：英国多数女性至少有一个孩子；成为家长会影响女性（却不会影响男性）接下来的工作和升职加薪的机会。现如今，英国的母亲们比几十年前更容易找到工作了：1996年62%的妈妈能找到工作；相比之下，2017年，数据上升至74%。这一提升在孩子不满一岁的宝妈中尤为显著。然而，虽然雇佣模式有所改变，但性别工资差距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原因主要在于，大多数的宝妈从事兼职工作或者就职于低工资的行业中。

《英国医学期刊》的评论员认为，《初为人母》这本书对教育专业人士在母职方面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并特别指出女性对产后抑郁、焦虑的描述是对一种鲜为人知现象的“独特”记录，值得特别关注。确实，这些女性生育时，我们还处于一个对产后抑郁了解十分有限的时期，世界上大量精神病学、医学领域研究者，锲而不舍地在产后抑郁的母亲们身上搜寻生物化学或是精神分析方面的问题，他们坚信这是母亲自身的原因，却没有考虑是她们所处的社会情境让她们备感压抑。尽管鲜有成果，他们依然没有改变原有的看法，在给母亲们提供建议的著作中，认为产后抑郁就是“正常的”“精神”疾病这一观点仍然占据主流地位。全面审视这一观点，曾是我在《初为人母》这本报告中涉及的研究的一大关注点，书中第7章有关“产后情绪低落”（样本中84%的女性亲身经历）、第一次在家带孩子的焦虑（样本中71%的女性亲身经历）的记录，我还引用了一年之后出版的另一本书《妇女受限：迈向生育社会学》(Women Confined: Towards a Sociology of Childbirth) 中的数据，来分析更长时期的抑郁情绪（样本中24%的女性有此经历）。我在第二本书中事无巨细地描述了母亲生产之后，不同的社会因素和医疗因素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但是“质性”表达则集中在《初为人母》这本书里：对于新生命降临的无能为力会给母亲带来强烈的麻木感；让人一头雾水的医疗程序接踵而至，经历这样的过程不如说是不停遭罪；发现自己突然为另一个生命负责，一种特别的（但实际上是很常见的）孤独感和筋疲力尽油然而生。

得一提的是，今日我们谷歌一下“初为人母”这个关键词，就能搜索到以下信息：孤独母亲的语录、做母亲的隔绝之感、做母亲的孤独、成为母亲就更理解女人、做母亲是孤独的、做母亲为什么这么难、孤独母亲博客、做母亲真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事情了，诸如此类。那《初为人母》中也提到的成为母亲所获得的极大的快乐和满足感又在哪里呢？为什么每当我们想套用一个框架来理解成为母亲这件事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不适用这个框架的模棱两可的情况：成为母亲可能会产生又爱又恨的激动之情，会经历痛苦与狂喜共存的体验？20世纪70年代以来，探讨母亲和母性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相关研究运用不同规模的样本（样本量1—23000个不等），在至少14个国家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也更加关注母亲身份和孕期精神健康问题。随着“分娩引起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一新兴概念的出现，我们对于分娩这一人类生命中重要事件的认知又前进了一步。相关研究发现，差不多每三名女性中就有一名反映自己遭遇了分娩引起的创伤，高强度产科干预和难以恭维的生产护理难辞其咎。初次生产带来的“惊吓”和现实的幻灭感已经成为广为人知的分娩体验了。

《初为人母》和《妇女受限》这两本书实质上传递的思想吸引了很多作家发表看法。美国作家苏珊·毛沙特在《母性的面具》(The Mask of Motherhood) 这本书中谈道，新手妈妈们为了掩饰自己面临的混乱、困难，以及困惑，而戴上社会性“面具”。毛沙特说，社会性 “面具”的根本元素，就是她们对社会文化将母亲理想化的愤怒、对于事无益的专家们的失望。蒂娜·米勒对英国母亲的小样本研究丰富了成为母亲的期望和现实之间落差的话题，也进一步探究了“合格母亲”论调的主导地位；［20］英国剪辑师丽贝卡·爱舍在第一个孩子出生一年后的口述作品《破碎》(Shattered) 中，聚焦于身份转变为母亲之后随之而来的性别歧视，会给女性带来的影响，以及我们如何应对。宝拉·尼可森的《产前抑郁》(PostNatal Depression）认为，产前抑郁根本上是人类面对失去的正常反应机制——身体受损，时间流逝，性生活减少，失去“工作”、地位，缺乏自主性和身份感。尼可森提道，在我和她研究之间的20年间，健康护理领域的研究者和工作者们逐渐认识：分娩作为人生大事，本质上是让人倍感压力的。

爱舍在她《破碎》这本书中评论，尽管《初为人母》这本书中女性叙述已经过去很久，但依然能引起“强烈共鸣”。很多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有时间限制的，因为其结论经受不住时间的检视：已发现的东西是恒久的，还是随着进一步的调查而消失？

多数对初为人母的研究只收集分娩后一年甚至更短时间内的信息，也没有提供足够的方法论信息以供研究重复进行。关于《初为人母》的发现，两个显著的问题分别是：重复进行同一研究会不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当时参与研究的女性回顾之前的经历和感受，现在又会有何感想呢？本书出版之后，我的研究兴趣和学术思想也发生了多次转变，但我始终带着这两个问题进行之后的研究，直到我能够与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同事们共同做出解答。2007年11月，我们用了与《初为人母》一书中的研究相同的采样方法，确定了一个71人的样本，样本对象均为在伦敦产下第一个孩子的女性。和之前的研究过程一样，我们在她们的孕期和分娩后都进行了访谈。

考虑到自第一次研究后的社会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母亲们会选择在生产后尽早返回工作岗位，因而在这次的研究中，我们在宝宝18个月大的时候又增加了一次访谈。

通过比较这些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初次分娩，及其与女性生活的交集是如何发生变化的。第二次研究样本的女性平均年龄偏大（31岁。上一次的样本平均年龄为26岁），反映了女性推迟生育的趋势，且该样本中包含了更多的单亲妈妈和同性家庭。孕期的医疗化程度仍然很高，尽管非处方验孕已经十分普及，她们还是有种有趣的执念：坚持得到专业人士的确认。首次研究时，超声检查还尚未普及；但第二次研究时已经成了标准流程，有些受访女性甚至做过多达20次扫描。现在超声检查不仅具有治疗意义，甚至也发展出了 “娱乐”价值。［25］第一次研究时还只有2名女性是剖宫产子，到第二次研究时这一数量骤升至30个，也大体反映出剖宫产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更加普及。到了第二次研究，平均产前住院时间急剧下降（从9天降至2.4天），让产前病房内的妈妈们更难互相建立 “革命友谊”，相互扶持（详见《初为人母》第6章）。快速住院、快速出院都加剧了女性对分娩的“恐慌”，这种恐慌在两次研究中均很显著。

还存在一个记忆问题。这样极度清晰而强烈的分娩体验，加上产前产后的适应和恢复，是否会持续数十年影响女性对自己身心乃至生活的认知和理解呢？我们在2012—2013年回归原始样本中，对《初为人母》中的论据进行了二次评估以作为后续研究。37年后再度寻找本书中的受访女性，工作量之大超乎想象，但我们还是从55名女性中成功找到36名，她们曾在第一次研究中接受过四次访谈。这样以两个成年人对话为形式的深入、长期的再次采访，不仅让我们发现之前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也非常具有启发性。《初为人母》中“尾注：成为被研究对象”部分记录了我在原来四次访谈结束时的观察结果，在大量的双向沟通中也穿插介绍了一些“机械”的方法论模型。有趣的是，37年后的再次采访中，尽管很多女性都清楚记得当年的研究，也很开心有机会参与访谈，但也有些在之前采访中表现积极的女性，现在对此几乎没什么印象。比如，妮娜·布雷迪，曾在《初为人母》中直言对医生、内诊、家庭生活等相关事物持怀疑态度，现在却说自己完全不记得我之前的来访。我们谈论时，她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她一生遭受了太多的精神创伤。

后续研究是与年龄在55—70岁的女性谈论她们年轻时经历的事，让她们在经历生死疾病、工作变更、人际变化、乔迁辗转之后重新回忆。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人们常有的母亲记忆概念，是女性会逐渐淡忘分娩时遭受的疼痛。很多文化中对女性的概念也是如此，而这并不是女性自己所言。37年后再次问及女性对于初次分娩的记忆，尽管回忆精简、细节模糊，但由于分娩给女性带来的特别而持久的情感印记，她们的回答与之前的版本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总而言之，初次分娩时感受到的痛苦或美好，回忆时依然存在，甚至会更加强烈。在这36名女性中，31人有再次生育的经历，有了对比就很容易让人对初次分娩感到遗憾：可能是因为和医护人员不尽如人意的沟通，或过度的医疗干预，尤其是硬膜外镇痛。孩子逐渐成年，有时会加剧人们对医疗护理长期影响的忧虑。乔·英格拉姆是《初为人母》中很有意思的思想尖锐的女性，她提道，儿子患有边缘性“阿斯伯格综合征”让她开始反思，是不是产前的超声检查对孩子的大脑造成了损伤。

这些都是我们用来更好地理解自己人生经历的方式，生育也并非什么怪诞之事：只是我们一系列人生经历中比较显著的——“初次体验记忆”，在构建自我评估、人生轨迹中尤为重要。这也是成为母亲的转变对于女人来说重要的原因之一。尽管本书写成以来，生育和女性地位的相关政策出现了较大调整，社会、经济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最核心的主题并没有改变。分娩、母亲、哺育、女性，都是极为重要的文化概念，不能被文化神秘感所掩盖，也不能受制于职业上的蔑视或傲慢：面对自身的独特经历，女性才是自己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