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声音就叫许知远

全文见《出版广角》，2008年第四期。

“你非得让自己像一个知识分子那样想问题吗？”“你能谈论自己的国家吗？你能否安静地把一件事情讲清楚？”这是来自一个年轻作家许知远质疑自己的声音。知道许知远是因为他大量的专栏文章，和那本意味深长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这个刚过而立之年的年轻作家以他独有的许氏叙事赢得了许多读者的赞赏，被誉为最新锐的青年思想家。在经历了持续四年的国际评论写作后，他在焦虑中开始感受和思索更真实、生动的生活，于是就有了这本《中国纪事》。

这一转变，可视为许知远对以往形式的告别，和探索新表达方式的开始。这种新的方式在于，许知远以安静、节制的语言叙述我们这个社会在风花雪月背后，在价值失衡的庸众之间，在表面繁荣的地底下，正在经历和发生着什么。按照作者说的，是运用自己的双眼、双脚、头脑，来观察、触摸、思考中国社会，并且谈论自己国家的状况，叙述这个时代的情绪。所以这种观察视角便来得真实，触摸方式也显得温和，表达自然更贴切。或许这种告别还不够彻底，或许探索才刚刚开始，此时的许知远还一定程度上沿用着往日的许氏叙事风格，但毕竟他已经开始。

许知远以专栏评论者的身份为人熟悉。在我们如今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一个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就是一种有力的声音，这种声音能够提醒乃至唤醒诸多已被这个社会磨得日益混沌的灵魂。一个健康的，真正充满活力的社会也需要很多这种声音。因为无论在作者个人还是社会，它的作用实在巨大。正如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里说道的那样：“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这些发出声音的人，比如许知远、吴晓波们，就可称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是沟通知识界与公共文化空间的桥梁，是知识界的观察者，是社会民众的发言人，是传播者，也是反馈者。但是这个时代也容易让作家丧失立场，陷入制造身份认同的狂欢中，甚至滑入单纯的情绪化的批评，并抱怨自己的批评无人倾听。只是同鲁迅先生当年曾经感到的“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病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的悲哀相比，现在的许知远无疑是幸福的，他的关于世界和中国的叙述获得了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认可。这本身就是很有意义。这种被认同不正是说明了很多年轻人的眼睛正在慢慢张开，思维渐渐明晰么？誉之为启蒙思想家或许太高，称之为提示和唤醒的意义是不为过的。

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可以对社会事件直接给予价值判断，也可以只是传达事实的真相，描述事情的真实过程。许知远选择成为了后者，他不再轻易、粗暴地加以价值裁决，他以他个人的经历陈述，以期激起人们的头脑风暴，重新认识我们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社会。至于开出药方，列出解决方案，需要所有的人一起参与，非一个许知远所能够完成，也是他不愿意做的，就像许知远自己在书中谦称的那样，社会如此复杂，以至于他自己也未必给得出系统化的分析，更不相信有毕其功于一役的解决方案。唯有的就是告诉读者他看到的现象，他体会的问题，这同样是一种有价值的选择。因为只有真相才能让人们正视人生和社会，才能从那些瞒和骗的信息里摆脱出来，建立其我们自己理性的分析和理解，从而防止陷得更深而毫不知觉。就像许知远追求的：当批评什么时，不是笼统地下一个结论，而是给出更明确的例证、更细节的描述，是对世界复杂性的一种更深入的理解。

在这本《中国纪事》里面，许知远描述了自己06-07年近两年时间里，走过的路，见过的人，经历过的事。这些经历称得上是中国这两年变化的缩影，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微知著，以小见大，以个人进入社会性。这些变化包括失效、失范的价值体系，人们面对社会极速发展后的失语状态。他的脚步走过了汾阳、唐山、南京、澳门、上海、香港，那些或者依然在进行工业开发，或者已进入后现代的诸多城市。他与《唐山警示录》的作者张庆洲攀谈；与质疑海尔集团遭其起诉的陈毅聪交流；与新茉莉啤酒城的创始人曹克波谈论家族商业哲学；与余华探讨小说《兄弟》；与一人完成《华人纵横天下》的张克荣，《城记》的作者王军探讨他们如何积攒追寻理想的激情。他也关注知识分子失语、超女狂热、军人电视剧集体撒娇等文化现象和事件。通过他的叙述，我们可以摸到这个社会前进的节奏，可以感受到时代跳动的紊乱脉搏。

许知远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叙述准则，那就是安静地讲述，不再充满情绪化的偏激，因为偏激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充满精英式的自以为是和与社会脱节的无知、虚伪；不再一味地嘲讽，因为嘲讽不是让一个社会从粗俗种摆脱出来的好的方式，它的伤害性、破坏性比建设性更显著；不再放任煽情的节奏，因为感动、泪水、哭声永远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安静的叙述需要节制，甚至克制自己的情感，许知远努力在做了，也许做得还不够好，但书中的许多事件和人物毕竟被他赋予了内敛的内在韵律，根本不需要作者自己自作聪明地横站出来评判是非，所谓公道自在人心，细心的读者不难从中得出自己的合理判断。无论这些判断是否和许知远本人所要表达的保持一致，已然不重要，重要的通过他的叙述，我们这些读者能够独立思考，能够跳出个体事件，思索得更多。

更为重要的，许知远已经不单批评身外的事件，他也开始在反思自己的定位和认知方式，反省自己过于集中“地下室而忽略阁楼”的思考维度，也在重新调整自己的叙述语言。这个年代，谁都难以成为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公共知识分子只能是光明与黑暗之间的使者，于是许知远提出要建立“知识界—公共知识分子—公共文化空间”结构，这种认识对于许知远这个有着数年评论专栏写作经验的作家来说，是一种超越。反思是绝对有必要的，尤其对一个有能力影响读者的作家来说更是如此，不断地更新思考纬度和表达方式并不代表改变立场，相反是为了更有效地发言。也只有一个始终保持告诉高度警惕的作家，才不会因为强调批评性的面目而陷入自我沉溺的境地。因批评而批评是私欲，也是危险的，因建设而批评才是正道，才是一个真正有着责任和良知的作家的合理所为。

许知远一直是一个很讲究语言风格的作家，这本书和他以往刻意强调技巧的语言形式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刻薄一点讲，以前的许知远虽有自己的华丽而又略带忧郁的语言，但多少缺乏自己的独见，他的表达后面时常站着一个西方思想家，表达也有着公式化的痕迹，而他自己的声音通常被遮蔽而微弱起来。故而说起许知远，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他语言的特别和行文的潇洒，而对于他表达的内容总有不同的意见，这和余杰有着相同的问题，思想的浅陋容易让语言变得华而不实或者粗鄙。如果说《中国纪事》这本书让许知远在内容上寻回到了自己，告别了传声筒的话，那这本书依然略带许氏痕迹的语言让叙述更加有效。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一旦内容完全属于自己，语言就更能够随心所欲，更能找准属于他自己的强调。诚如许知远自己所言，他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强调来谈论自己的国家和社会，从容不迫，安静内敛，超然而充满温情。至少在这本书里，许知远找到了通往他理想当中的端庄、清新而精确的语言的路，至于能走多远，就全在他自己的坚持和追求了。

七十年前的赛珍珠说的话至今依然有效：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唯有重新认识，才有可能让中国获得新的生机，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双面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许知远们开了一个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