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不是天职，是我介入社会的途径

这本小书，始于四年前朋友间的对话。

2017年7月13日午后，在豆瓣上读到钱理群先生的专访，题目是“钱理群：我选择边缘化，是为了站在边缘位置讨论中心问题”，立刻转给了吴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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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好棒啊！

其实很多问题还可以展开，但是没有，不过仅仅就谈这些，也足够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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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看到了这个！

真正的知识分子啊。

刚见了晓宇，和他们的项目要开始做了，这种年轻人就很让人激动……

然后两个人讨论起当下还有哪些仍在积极发声的公共知识分子，项飙老师的名字就这样闯入了我们的对话框。也是在这天，我跟吴琦聊起了访谈形式出书的可能。

事实上，这个想法，是在这一年5月跟项老师的通信中项老师提出的。邮件里我谈起最近读到媒体专访后的心得，也兴奋介绍了自己正在读的贾行家的书稿：

读这篇访谈的文章，感觉特别过瘾，您的表达，要比框架性、概念性的讨论清晰精准得多。坦率说，以往大部分这类文章都自动过滤到了非常多的“普通读者”，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贾行家老师的文字、表达可以得到那么多读者喜欢的原因。他的眼光，是投向我们身边的人的；他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他的表达，普通人都可以清晰理解，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

信的最后，我写道：

其实这几年，我一直都觉得，您应该更多地“说话”，您很多的思考、观察，批判性的反思，应该跟更多读者分享。所以，还是很期待了解您未来的计划，很想自己也做一点什么……

几天后，项老师回信说，访谈当中很多问题是基于当前的社会普遍关注的议题，“是我原来没有注意的， 它们非常有效地把我自己的工作和更大的考虑联系起来，对我是一个提高。所以，我在想，像你这样的朋友肯定会提出更多更好的问题来”，“也许访谈可以成书”？

当时的我，博士毕业工作已有六年，从答辩后决定不再继续学术研究、进入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工作后，我心里一直有很多的困惑：

长达十一年的历史学学科训练，从本科到博士，这些对今天选择以图书编辑为工作的我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虽然没有继续走研究的路子，但我一直相信——此前接受的学术训练，老师们曾经手把手教给我们的那些文献综述的规范，田野调查、论文写作过程中被一再强调的：明晰、独特的问题意识；批判性分析、解读材料的方法……应当对今天的我，有一些“用”。读书的经验，与日常生活、社会工作应该，也必须有某种联系。

换句话说，我始终相信，大学教育、阅读思考，应该对我们理解今天自己的现实处境（职业选择、家庭生活、亲密关系）以及外部世界有某种影响。要做什么样的书，要做什么样的选题呢？在一遍遍修订文稿、忙着编书出书，提交各种选题、又不断受挫的过程中，我总是在问自己：你正在编的这些书，到底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你想要做的书，对今天你身边的人，会有帮助吗？会有启发吗？如果一年可以做十本书，你到底应该把精力放在哪些书、哪些作者身上呢？

“怎么样回到实践?从哪里回到实践? ”（《把自己作为方法》第218页）那些从书本上学到的概念、范畴、理论、教条、框架，要怎样回到我的编辑工作中？……

正是这样的困惑，疑问，让我常常在寻找身边可能有类似难题的朋友。跟吴琦的谈话，就是这样发生的。读完项飙老师的书、带着自己的问题，吴琦发来了一份包括了“语言”“研究方法”“问题意识”“学术传统”“时代精神”“世界意识”等几大块、一共二十多个问题的提纲。7月14号，我们三个人约定了8月在项老师路过上海时，一起碰面。

第一次见面后，吴琦重新修改了提纲，项老师提出建议：

现在临时想到的一个线索是，访谈的一部分是不是可以按地方组织……这可以和议题的线索相穿插……

再次细化讨论的提纲，项老师也列出了期盼讨论的问题，明晰提出了谈话的方向：

书的主要目的，也许是展示一种从学术体验中形成的视角和语言，帮助中国读者观察和理解现实。这种理解是要看大的问题，但是是从坚实的神祗混乱的个体经验和感受出发。当今的一大问题，是个体经验和主导话语之间的隔阂。如果我们能够拉近两者的距离，也算是一个贡献……

从一开始，谈话的初衷，就不在于述说自己，而在于理解我之外的真实世界。当时的我们，心里完全没底，这样的对话，到底后面会形成一篇长稿、一个册子，还是一本书？那时，国内原创访谈类的书稿，我们的选题会上已经毙过多个；开卷数据的表格里，除了《八十年代访谈录》《巴黎评论•访谈》销量不错，其他同类书的销售数字都无法成为说服同事的论据。可一次次深化、拓展的对话本身却产生了一种神秘的力量，供给我们持续投入的热情……

吴琦一面整理前面访谈的文字稿、预备下一次的访谈提纲；我们一面分享共同亲历、观察自2017年年底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个公共性“社会事件”。项飙老师提醒我们：

慢慢搜集案例甚至数据，如果可以用按语和脚注的方式提供背景信息，会使访谈更有使用价值，特别会增加其历史价值，十年二十年后读者可以清晰地理解我们在针对什么具体情况讨论。

2018年春节前夕，吴琦将补充好的新提纲发给我们，约定3月来北京再做一次面对面的长谈，邮件末尾这样写道：

今年见证了太多变化，好在还有一个不变的计划，让我们可以共同努力，这才有了一点动力向新年迈去。

接着，就是3月份北京的几天长谈，8月份的牛津之行，还记得5月时吴琦整理文稿时曾发给我这样的一段话（这段话我在手机里存了很久很久、颓丧时经常调出来重读）：

更大的震撼是出国之后看到他们对文献的处理能力，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因为我们大量的信息和思考方式是一定要通过文字表达出来的，积累确实很重要。我可以很坦白地讲，我在这方面是低于博士生的平均水平，更不用说在老师里面，我就远远低于平均水平。一般人认为在系统的学术训练里，那是起点，是最基本的功夫，你必须过了那个槛，而我其实是绕开了那些。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在牛津，因为我如果去其他学校我可能比较难找到工作，因为我的一个猜测是，牛津认为每个人的这种功夫是不用问的，假设你都会。现在也有人这么跟我说，说我写的东西是故意跳开了那些理论，他们认为我是在知道那些理论的情况下故意不用，所以又高出一层，其实是我完全不知道，所以没有让那些理论介入。从他们的角度，我好像是带来了一股清风，但如果我去其他比较新的大学，会考各种指标，那我肯定在第一项就会被刷下来，所以这就比较幸运。

这是我长期以来的一个弱点，我也是在挣扎当中。我必须要追赶，但也不能够放弃，把自己搞成那样的人，这个也不行，现在没有结论，还在继续追赶，我们二十年以后可以再讨论这个问题。

“他是用二十年的维度来考虑问题的…… ”紧跟着这段话，吴琦发出他的感慨。项老师也提出，三年后、五年后、十年后，我们应当回来再次探讨这些问题。有一些问题可能会有新的认识角度，有一些新的问题会自然涌现，随着谈话的深入，也许会第二本书，第三本书……我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作为编辑的我意识到，这些工作、这些探讨，是溢出短期的、以一年两年出书的出版眼光的，这场对话本身已经超出了书、也超出了出版，它更像是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书，只是一个可能的出口、一个阶段性思考的总结。对我来说，它完全是一个新的学习和探索。

2018年8月6日吴琦发来了谈话录初稿；2018年年底我们定下了书稿的基本结构，2019年6月24日北京、牛津、温州三次谈话稿合集第一稿（12万字）出来，7月、12月修订了两次，拟出了备选书名，年底北京见面又讨论了关于书名和体例的各种细节（标题、注解、索引等等）……，吴琦重新统稿，2020年元旦我们终于定下了书名《把自己作为方法》。疫情期间项老师又全书通读、修订了全文。

在不断变化的局势中，这本书变成了我们维持日常工作的某种精神动力，每次回到文本，总能收获新的启发和提醒。2019年下半年起，我自己身处的小环境发生很多变化，身为图书编辑，职业发展面临着新的选择和挑战：要不要离开工作十年的公司，将来自主流的经验和规则放在一旁，尝试一些新的改变？而这些问题背后，则是一些更尖锐的问题：

当年选择不做学术研究、进出版社做编辑的理由是什么？今天，选择继续做编辑的理由又是什么？如果还是要做编辑，要做什么样的书呢？用什么样的方式编书、推书？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作者？

它们一再出现，轮番拷问着我，我一边纠结挣扎，一边硬着头皮编稿，忘记了是在哪一天，再读这部书稿时，这样一句话跳了出来：

我完全不像韦伯说的 ，当代社会一切都祛魅了 ，所以就把学术当作天职 。对我来讲，学术不是天职，还是工具，是我介入社会、介入世界的一种途径。

好像突然想明白了一点什么。编辑，于我而言，只是一种途径。是我介入世界的一个工具；书，是这个实践过程的一种产物。做书，不是一件多么大不了的事。正如项飙老师的讲述、吴琦的提问希望传递给读者的并不是简单梳理一个学者个人的成长经历，“展示自我从来都不是目的”，这本书期待的是行动、是实践——每一个人都能勇敢地反思自己的过去，冲破原来固有的条条框框，试着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自己附近的生活。

正如这本书是在许多位伙伴、老师的指引下开始的，它也必将带着我寻找到更多的同行者，就像吴琦在序言里所说的：

如果你们也愿意结交陌生的朋友，在思考中得到乐趣，或者带着思考去生活，这本书都愿意被当作一个开启交流的良好意愿。

希望这一本书，成为通往下一场实践现场的邀请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