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讨厌安妮宝贝

    从阿拉伯女性的头巾和面纱、中国女性的裹脚布，到D.H.劳伦斯关于色情与衣着的议论，女性的形象总是要通过遮蔽才能显现。安妮宝贝是这种状况上升到顶点的产物。女性的形象，决不是在安妮宝贝这里第一次被当作拜物教和宿命论的容器使用，也不是最后一次，但试图把这个状况上升到“洁净”或曰“坚定”的程度，从纯精神的层面加以“探讨”，并企图抹去其中男权主义的影子，使人相信其中含有某种“童真”，这是安妮宝贝独有的神话。“我幼时，是个害羞敏感的女童。”安妮宝贝在《素年锦时》中如此写道，接下来有一段对于这位“幼时”“害羞敏感”的“女童”衣着的描述。这是安妮宝贝惯用的铺陈手法，在大部分段落里，要把“女童”换成“女子”——总之不可能是“女孩”和“女人”。

    安妮宝贝对语言的习惯，与其说有着古典癖或洁癖，不如说是“遮掩癖”和”装饰癖”：她惯于在白话文里写出硌人的香港舶来词和文言词，也习惯无节制地堆砌形容词。在这种遮掩和装饰之下，安妮宝贝现在用生活的断片谆谆教诲着她的读者，该如何怀着“安静”和“坚定”去生活，正如之前她罗列出品牌和情人一样——但理所当然地，她又会对她庞大的读者群说，这是“自谈”，是“自说自话”。她喜欢“良善”、“柔和”，又喜欢“缺陷”和“肆无忌惮”，但浮光掠影的断片形式不会给读者推敲上下文逻辑的机会。在每个方向她都留足了后路，物质和精神都被她紧握在手中。在《素年锦时》中她写道：《蔷薇岛屿》之前，所有的小说都来自她“内心的女童”；而在此之后，是“一种试图与自我和解的洁净”——实际上，在安妮宝贝的小说里，没有什么“女童”，没有“和解”，甚至没有“自我”。她总是迫不及待地将她笔下写人或摹物的片断符号化、名词化，迫不及待地表态，用词去遮掩物。和她的语言一样，她对写作、对于她所观照事物的态度，透着明明白白的目的性，无时无刻不怀着自我保护的警觉。除了对她的语言主观的反感之外，这是我讨厌安妮宝贝最重要的原因。

    残雪说，中国作家对写作的态度，“有的甚至连衣服也不脱”。对于安妮宝贝而言，这种“不脱衣服”的态度，成就了她华靡缭乱却不触及任何实质问题的外观，也成就了通俗文学的最终目的：曲终奏雅，回到道德和“生活”的“主旋律”上。“所谓艺术家的自私，他们对人的本身并不感兴趣。……一个有强大精神力度的人，需索更大强度的药剂和能量。他几乎对身边的人不关心。”在《素年锦时》中，安妮宝贝用自己的语言重复着上述的老生常谈——轻描淡写、貌似褒扬地将惯于裸裎相见的“艺术家”打入“对身边的人不关心”的另册。同一本书里，她塑造了一个“年轻的时候也喜欢文学，写过诗歌”的中年男性形象，又借女主角的口说“他幸好成为了一个商人，没有成为文人”。一方面，安妮宝贝用肯定的态度说女主角“不势利”，另一方面又描写了女主角注意到“那个男子身上的白衬衣……是一件价格不菲精工细作的衣服”。是的，她“不势利”，起码不是“一般的势利”。“艺术”，“财富”，在安妮宝贝那里，都只是拣选和利用的对象。

    而安妮宝贝整本书所表达的最终意思，不过是这句话：“女人对一个男人最彻底的爱慕，是想为他生养孩子。”这大概是安妮宝贝最直接的一次表达——其中罕见地使用了“女人”这个词。这句话终于剥去了“女子”的外壳，显现出安妮宝贝对于女性价值最本质的理解：一个容器。当然，不仅仅是传宗接代的容器，并且是种种“情调”的容器：在《莲花》中，是异域风情的容器；在《告别薇安》中，是中产阶级生活的容器；在《素年锦时》中，是“洁净”、“坚定”的传统美德的容器——而女“人”在何处？一切拣选、利用、包装、自我保护、“自说自话”的声明、“童真”的宣言，不过为了制造一个空壳，壳中无人，只是一汪可替换、混合的液体。以安妮宝贝与张爱玲作比，张爱玲的行文是活水，活泼有生机；而安妮宝贝是死水，并且是被层层包裹的死水，服从于衣服和“生活”。她也会谈论博尔赫斯、荒木经惟，但最终会回到壳里去，并且会用所有的经验来加固这壳——今时今日，这就是我们面前“奇妙优雅的中产阶级”的典型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