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枯燥，有闪光
自工业革命以来，欧洲经济和文化的空前发展推动了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进入二十一世纪，欧洲中心主义在烜赫一时之后，已日渐式微。究其原因，除了人文社科领域本身所应具有而且不断发展的自我反思与批判的能力，更加不可忽视的，恐怕是全球市场的形成和国家间贸易壁垒的消除，要求一种更加“全球化”的文化话语作为意识形态上的支持。而在世界逐渐“变平”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交通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无疑正是科学的贡献——就像一个莫比乌斯环，走完一圈才发现无论沿途风景多么千变万化，最终还是回到了出发的地方，但一切都已不同。
就在人们为欧洲中心论合理与否争论不休时，科学已经带着人类回到了他们争论的起点，让他们亲自见证这一路的风起云涌，激荡不朽，以及未来世界的广袤无边。
《科学的欧洲——科学地域的建构》可以说是一本论文集，全书十三章分别由不同的作者撰写，汇总成篇。而它又不仅仅是一本普通的科学史论文集那样简单，全书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再现了欧洲科学历时数百年的动荡起伏、深化扩散。在全球化风行的年代，这本书足可代表一种更为审慎和严谨的立场：无论世界流行什么，无论欧洲中心论偏颇与否，学者的使命始终是寻找更加明晰的真理和真相，帮助人类记录那些快要湮灭的思想的发源。文明就是经过这样一代一代地传承，普罗米修斯的火种才不会熄灭，西西弗的神话才不会消失。至于采取哪种姿态，代表哪个利益集团，剥夺了谁的话语权，又助长了某某主义的嚣张气焰，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记忆面前，可谓不堪一击。从本书中不仅可以了解科学的起源和转折，黑暗时代的一线微光，科学发展的地理分布，对科学史料抽丝剥茧的分析研究，更可观赏到自然哲学体系的建构，笛卡儿与牛顿世界体系的精彩对决以及科学本身在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中，给整个地理区域的教育和意识形态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各章分别对不同的命题加以阐发，或以哲学，或以史学，思辨之美处处可见，但又绝无断裂之感。这种以独立章节纳各家精华，分可自成一家、合则展现全貌的著书方式，不失为学术界和出版界可借鉴的范本之一。
但对历史的研究，对科学史的研究，也绝不仅仅是事实的记录那么简单。相比之下，全书的第一部分“欧洲科学的建构”就比第二部分“欧洲科学地域的扩张”的大部分章节要精彩得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第一部分更多的是思想的阐发，而第二部分则注重史料的收集。第一部分中从希腊的科学起源的回顾，到中世纪人文思想的蛰伏，希腊的知识遗产如何在一个“大约”的世界里凝聚了“精确宇宙”的核心——它注定要为后人开辟出一个量的世界，而欧洲特色的探索自然知识的模式正是欧洲现代发展的原动力。第二部分多是对地理意义上的欧洲在科学建设方面的历史再现，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没有仅仅拘泥于科学史，而是在一个完整的、连续的、流动的历史图景下，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参考不同的坐标，向我们展示了科学前进的道路。我们可以看到欧洲边缘地区科学建设的不易，北欧小国如丹麦和瑞典几个世纪以来的此消彼长。也是在这里我们看到，17世纪下半叶的法国，自然科学的积极传播者往往不是那些真正有所建树的科学家，而是受启蒙运动影响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而这个时期古典科学的传播，其目的也不是发展科学本身，而是民族的解放。不由人慨叹这与上个世纪初的中国何其类似，国难当头，有志者推介“德先生”和“赛先生”，无非是希望能够借其精神一扫国人的闭塞与愚昧。如今一个世纪过去了，古老的中国尚未得其真味，唯有冷眼向洋，反躬自省而已。
无论是公元前3世纪罗马入侵希腊世界，抑或1665年最早的科学刊物《学者报》和《哲学学报》先后在巴黎和伦敦问世，考据固然重要，然而作为研究者和爱好者，他们更为关心和着迷的永远是事件背后的阴影和暗流，那些错综复杂的因果与巧合。历史的漩涡是何等的湍急难测，科学研究本身是精确的、严谨的，而对科学史的研究和探索，就像对大多数历史事件的研究一样，真相永远掩在重重迷雾之后，而发现真相却远远不够，更重要的工作是围绕真相产生的对故事起源的推想和新的故事的走向，这也正是一切历史研究的迷人之处。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在有限的篇幅里，没有斤斤计较于某项科学发明的归属，某种技术革命的始末，而是始终着眼于科学体系乃至人类的认知体系的构建。这也是为什么在卷轶浩繁的关于欧洲科学的论著里，它可以以并不详尽的篇章和绝无晦涩术语的论述讲述整个欧洲而不见吃力。事关神学、哲学、科学和全新的意识形态，在乔尔吉奥·伊斯拉埃尔（Giorgio /Israel）撰写的“科学全能的意识形态，学科领域的构成”一章中举重若轻，娓娓道来。在托勒密的宇宙体系中，人类与地球一起占据着宇宙的中心，自哥白尼之后，这种地位便不复存在，人类如尘埃消失在宇宙的无限中，却由此获得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潜能，这是另一种无限。科学因此在人类的认知中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旧的宇宙秩序是完美的：精密、严苛、对称，但它同时也意味着“有限、封闭和非同质”。这种秩序的基础是宗教，无形中也包含了中世纪的价值标准，而在新科学的宇宙中，这种价值不复存在了，上帝被驱逐出这个宇宙，人类失去了存在的依托，开始利用所获得的新的潜能重构这个世界，新的宇宙观由此诞生。“重构的世界就是科学的世界，其最高标准是认识和建构（或重构）的同一。”
这是全书最为迷人的一章。作者不仅分析了新旧两种宇宙体系背后的宗教意义和哲学意义，从亚里士多德、托勒密讲到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一气呵成，仿佛令人亲眼看到整个宇宙体系如何孕育形成，人类如何从懵懂无知诚惶诚恐一跃成为抛弃无上权威的自然改造和重构的主体，近乎神迹；更从学科领域和认知体系入手，对牛顿和笛卡儿的贡献进行了饶有趣味的比较分析：牛顿从物理学出发到达上帝，笛卡儿却是从上帝出发而到达物理学。牛顿从未摆脱亚里士多德科学研究的方法，他所建立的科学一直都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为目的的；而笛卡儿则“将形而上学和神学的原理作为自然研究基础”，彻底解除了科学的束缚。这也正是为什么在物理学的建树上，牛顿居功甚伟，而整个现代科学却选择了笛卡儿指引的道路。
以人类今天的认知水平和话语习惯，旧的“地心说”无疑是一种应当加以摒弃的“反动”学说；而我们一直被告知，牛顿著作中的神学和炼金术部分是他晚年的错误思想所致，不应当遮掩他在科学上的贡献。这种简单粗暴先入为主的观念长久以来深刻影响着我们对历史的理解，甚至将我们引上了错误的方向。对于那些光明的、正确的、伟大的历史，我们可以研究，可以颂扬，可以从各个角度加以阐述使之更加正确和伟大；而对于那些黑暗的、错误的、反动的历史，我们却或视而不见，或大加鞭挞。其实历史又何曾有过高下是非之分？一味按主流意愿去研究历史，最终只能得到一段扭曲的历史。倾斜的天平无法得出真实的重量，科学之为史，智慧灿烂，处处机锋，惟有端正平和的心态才有可能发现古老的真相。编者言：全球化的风行使人们抹去了记忆，忘记了一些思想和文化的发端和根源。这是一本为重构历史而作的书，它与一切或狭隘或高尚的主义无涉。一本好书，理应如此。
就在人们为欧洲中心论合理与否争论不休时，科学已经带着人类回到了他们争论的起点，让他们亲自见证这一路的风起云涌，激荡不朽，以及未来世界的广袤无边。
《科学的欧洲——科学地域的建构》可以说是一本论文集，全书十三章分别由不同的作者撰写，汇总成篇。而它又不仅仅是一本普通的科学史论文集那样简单，全书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再现了欧洲科学历时数百年的动荡起伏、深化扩散。在全球化风行的年代，这本书足可代表一种更为审慎和严谨的立场：无论世界流行什么，无论欧洲中心论偏颇与否，学者的使命始终是寻找更加明晰的真理和真相，帮助人类记录那些快要湮灭的思想的发源。文明就是经过这样一代一代地传承，普罗米修斯的火种才不会熄灭，西西弗的神话才不会消失。至于采取哪种姿态，代表哪个利益集团，剥夺了谁的话语权，又助长了某某主义的嚣张气焰，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记忆面前，可谓不堪一击。从本书中不仅可以了解科学的起源和转折，黑暗时代的一线微光，科学发展的地理分布，对科学史料抽丝剥茧的分析研究，更可观赏到自然哲学体系的建构，笛卡儿与牛顿世界体系的精彩对决以及科学本身在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中，给整个地理区域的教育和意识形态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各章分别对不同的命题加以阐发，或以哲学，或以史学，思辨之美处处可见，但又绝无断裂之感。这种以独立章节纳各家精华，分可自成一家、合则展现全貌的著书方式，不失为学术界和出版界可借鉴的范本之一。
但对历史的研究，对科学史的研究，也绝不仅仅是事实的记录那么简单。相比之下，全书的第一部分“欧洲科学的建构”就比第二部分“欧洲科学地域的扩张”的大部分章节要精彩得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第一部分更多的是思想的阐发，而第二部分则注重史料的收集。第一部分中从希腊的科学起源的回顾，到中世纪人文思想的蛰伏，希腊的知识遗产如何在一个“大约”的世界里凝聚了“精确宇宙”的核心——它注定要为后人开辟出一个量的世界，而欧洲特色的探索自然知识的模式正是欧洲现代发展的原动力。第二部分多是对地理意义上的欧洲在科学建设方面的历史再现，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没有仅仅拘泥于科学史，而是在一个完整的、连续的、流动的历史图景下，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参考不同的坐标，向我们展示了科学前进的道路。我们可以看到欧洲边缘地区科学建设的不易，北欧小国如丹麦和瑞典几个世纪以来的此消彼长。也是在这里我们看到，17世纪下半叶的法国，自然科学的积极传播者往往不是那些真正有所建树的科学家，而是受启蒙运动影响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而这个时期古典科学的传播，其目的也不是发展科学本身，而是民族的解放。不由人慨叹这与上个世纪初的中国何其类似，国难当头，有志者推介“德先生”和“赛先生”，无非是希望能够借其精神一扫国人的闭塞与愚昧。如今一个世纪过去了，古老的中国尚未得其真味，唯有冷眼向洋，反躬自省而已。
无论是公元前3世纪罗马入侵希腊世界，抑或1665年最早的科学刊物《学者报》和《哲学学报》先后在巴黎和伦敦问世，考据固然重要，然而作为研究者和爱好者，他们更为关心和着迷的永远是事件背后的阴影和暗流，那些错综复杂的因果与巧合。历史的漩涡是何等的湍急难测，科学研究本身是精确的、严谨的，而对科学史的研究和探索，就像对大多数历史事件的研究一样，真相永远掩在重重迷雾之后，而发现真相却远远不够，更重要的工作是围绕真相产生的对故事起源的推想和新的故事的走向，这也正是一切历史研究的迷人之处。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在有限的篇幅里，没有斤斤计较于某项科学发明的归属，某种技术革命的始末，而是始终着眼于科学体系乃至人类的认知体系的构建。这也是为什么在卷轶浩繁的关于欧洲科学的论著里，它可以以并不详尽的篇章和绝无晦涩术语的论述讲述整个欧洲而不见吃力。事关神学、哲学、科学和全新的意识形态，在乔尔吉奥·伊斯拉埃尔（Giorgio /Israel）撰写的“科学全能的意识形态，学科领域的构成”一章中举重若轻，娓娓道来。在托勒密的宇宙体系中，人类与地球一起占据着宇宙的中心，自哥白尼之后，这种地位便不复存在，人类如尘埃消失在宇宙的无限中，却由此获得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潜能，这是另一种无限。科学因此在人类的认知中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旧的宇宙秩序是完美的：精密、严苛、对称，但它同时也意味着“有限、封闭和非同质”。这种秩序的基础是宗教，无形中也包含了中世纪的价值标准，而在新科学的宇宙中，这种价值不复存在了，上帝被驱逐出这个宇宙，人类失去了存在的依托，开始利用所获得的新的潜能重构这个世界，新的宇宙观由此诞生。“重构的世界就是科学的世界，其最高标准是认识和建构（或重构）的同一。”
这是全书最为迷人的一章。作者不仅分析了新旧两种宇宙体系背后的宗教意义和哲学意义，从亚里士多德、托勒密讲到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一气呵成，仿佛令人亲眼看到整个宇宙体系如何孕育形成，人类如何从懵懂无知诚惶诚恐一跃成为抛弃无上权威的自然改造和重构的主体，近乎神迹；更从学科领域和认知体系入手，对牛顿和笛卡儿的贡献进行了饶有趣味的比较分析：牛顿从物理学出发到达上帝，笛卡儿却是从上帝出发而到达物理学。牛顿从未摆脱亚里士多德科学研究的方法，他所建立的科学一直都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为目的的；而笛卡儿则“将形而上学和神学的原理作为自然研究基础”，彻底解除了科学的束缚。这也正是为什么在物理学的建树上，牛顿居功甚伟，而整个现代科学却选择了笛卡儿指引的道路。
以人类今天的认知水平和话语习惯，旧的“地心说”无疑是一种应当加以摒弃的“反动”学说；而我们一直被告知，牛顿著作中的神学和炼金术部分是他晚年的错误思想所致，不应当遮掩他在科学上的贡献。这种简单粗暴先入为主的观念长久以来深刻影响着我们对历史的理解，甚至将我们引上了错误的方向。对于那些光明的、正确的、伟大的历史，我们可以研究，可以颂扬，可以从各个角度加以阐述使之更加正确和伟大；而对于那些黑暗的、错误的、反动的历史，我们却或视而不见，或大加鞭挞。其实历史又何曾有过高下是非之分？一味按主流意愿去研究历史，最终只能得到一段扭曲的历史。倾斜的天平无法得出真实的重量，科学之为史，智慧灿烂，处处机锋，惟有端正平和的心态才有可能发现古老的真相。编者言：全球化的风行使人们抹去了记忆，忘记了一些思想和文化的发端和根源。这是一本为重构历史而作的书，它与一切或狭隘或高尚的主义无涉。一本好书，理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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