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分子
当代媒体中也不断出现“学者”或“知识分子”形象,但这种形象的“知识分子”特性却经常是一种文化虚构和幻觉,因为推动“知识分子”的媒体活动的主要动力,是支配性的市场规则,而不是反思性的批判功能。“有机知识分子”的退场是现代化运动的历史结果。 我们身处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从而也是反思性文化和民间文化边缘化的时代。大学和媒体有效地生产着适应政治经济关系的文化产品,并成功地把自己组织进这个庞大的、具有再生产能力的机械运动之中。 鲁迅揭示了一切有关世界的唯一性、永恒性和无可争议性的陈说不过时虚假的幻象,从而也暗示了现代世界的各种可能性。鲁迅所创造的辉煌业绩值得我们思考:在一个日益专家化的知识状态中,在一个媒体日益受控于市场规则和消费主义的文化状况中,鲁迅对社会不公的极度敏感,对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的深刻批判、对社会与公众的关系的持久关注,以及他的灵活的文化实践,都在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创知识分子的“有机性”提供了可能。 文化的主要场所。鲁迅时代的批判的知识分子通过媒体的活动直接地与社会、政治和公众建立有机的联系,他们的文化实践,特别是他们对所处时代的各种社会不公的批判和反思,成为有效的社会文化变革的重要动力。当代媒体中也不断地出现“学者”或“知识分子”形象,但这种“形象”的“知识分子”特性却经常是一种文化虚构和幻觉,因为推动“知识分子”的媒体活动的主要动力,是支配性的市场规则,而不是反思性的批判功能。因此,当我们谈论“有机知识分子”的传统时,不是简单要求知识分子重返媒体而是指出这一变化本身不过是社会结构性变化的一部分。 上述变化如此明显地改变了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的方式。曾经有人把这种变化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某种态度和价值的变化(例如“人文精神的失落”),却没有充分意识到“有机知识分子”的退场是现代化运动的历史结果。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社会进入了日益细密化、专业化、科层化的社会过程,知识的生产也越来越具有与之相应的特征。作为专业化的知识生产的最重要体制的大学,其根本要务即在培养与上述社会过程相配合的专业人员。对于这个社会过程的反思,特别是对于日益分化的知识的反思,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大学体制的主导方面,因为大学体制恰恰是以知识分化的日益细密化为前提的。体制化的知识生产不仅是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有机部分,而且它的任务本身即是为这进程提供专家的培养、知识的准备和合法性论证。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既然是体制化的活动的一部分,从而也必须遵循体制化的规范。无论是教育体制,还是科学研究制度,都意味着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和文化的思考日益带有学院的特征。我们也许可以争辩说:“反思性”一直是敏感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的重要特征,然而,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它并不是体制化的知识生产的主要特征 学院方式本身意味着作为职业活动的学术与一般社会活动的分离。这种分离的后果明显地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学术活动的学院化特征,学者的研究与社会过程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教育与科研体制为专门的知识活动提供了再生产的条件;这个意义上,学院为反思性的活动提供了独特的空间和可能性并使得知识活动的自主性大大增强。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学院方式同时意味着体制化的知识生产活动,这种活动本身不仅没有反思性可言,而且它还以脱离社会的方式再生产社会的支配关系因此,只有那些具有特殊敏感性的知识分子才会把学院的空间当作反思的场所,并致力于反思性的知识活动 更为重要的是,日益细密的分科通过知识的专门化把知识分子分割为不同领域的、难以相互交流的专家,而公众对于专家所生产的知识既无理解、也无批评的能力,从而知识分子与公众的有机性联系消失了。职业化的知识生产不仅压抑了知识分子的批判能力,而且也使得民间文化彻底地边缘化了。因此。一方面知识分子的反思性文化对当代生活的影响日渐减弱,另一方面,公众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无以建立。有人批评先前的知识分子的启蒙姿态含有过度的精英主义倾向,这也许是对的;但是,真正导致知识分子精英化的动力不是“心态”,而是体制化的过程,是知识分子身份向职业身份的转化过程。专家文化加速了知识分子的精英化过程,使之成为远离公众、并居于某种控制地位的阶层。当他们成为各种法律、制度、规章以至价值的制定者的时候,他们也不再是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随之转化成为社会控制的权力。当社会的重大变化来临之际,那些仅存的知识分子只能成为这种变化的被动的承受者,而无力发出自己的批判的声音--即使发出这种声音,也无法让人理解。 居柔处下,非乡愿也;泛爱容众,真平等也。 《二十一世纪》《读书》2000年以前的找出来看。《学人》《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 《天涯》杂志《南风窗》 在所谓的大众社会里,米尔斯所描述的对立提供了知识分子职责的前提,用赛义德的话说,这就是:“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这需要稳健的现实主义、斗士般的理性的活力以及复杂的奋斗,在一己的问题和公共领域中发表、发言的要求二者之间保持平衡—就是这个使得它成为一种恒久的努力,天生就不完整、必然是不完美。然而,它给人的激发和鼓励,以及内涵的复杂和丰富,却如旷野中鸣响的秋风一样,向温室中的人们提醒着更为冷酷的、也更为真实的存在。这大概也就是他或她在大众社会中不受欢迎的原因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