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屑山》试读：第五章 列宁与松鼠牌巧克力

第五章 列宁与松鼠牌巧克力 我三年级的老师薇拉•帕弗洛夫娜长得又高又瘦，身穿一件棕色的羊毛衫，从她消瘦的肩膀上耷拉下来，就像是挂在了衣架上一样。她教授算术、苏维埃共和国历史和俄语。在她的课堂上，我们把课本上的练习题抄写在印着横线的笔记本上，她在教室里来回走动，在我们身后看着我们写，称赞我们的笔体工整。 得到薇拉老师表扬最多的是卓娅•丘基娜，她坐在我左边的一排，比我前两个位子。卓娅是个金发碧眼的女孩，长得很漂亮，长长的头发梳成两条整齐的辫子，辫梢上打着两个蝴蝶结；她穿着一条棕色的连衣裙，系黑色的围裙，上面配着总是浆得挺挺的白领子。薇拉•帕弗洛夫娜称卓娅是“我们班的钻石”，每当薇拉老师这样称呼她时，卓娅就红了脸，强忍住微笑。 薇拉从来没有说过我是钻石，尽管我完成作业和卓娅一样快。我得到的最佳称号是“我们班的金块”，这是我变化分词词尾没有出现任何拼写错误时薇拉授予我的。我嫉恨卓娅，因为她有两条又长又漂亮的辫子，而且她在班里的钻石地位也是不可动摇的。尽管我们对钻石和金块是什么样子都没有任何的概念，可大家都知道钻石更好，因此我总是处于第二的位置。 下课铃响了以后，卓娅擦干净黑板，督促大家都到过道上去。她是班长，在课间的时候，只有她可以留在教室里，由她监督迪姆卡—我们班的赖小子，防止他和别的同学打架。 迪姆卡是班里的dvoechnik（差生），不管是什么课程，他得到的总是一个dvoika（两分），就是不及格。跟dvoika相对的是pyatorka（五分），这是卓娅和我得到的成绩。“这个迪姆卡很可能是一个管道工家的孩子。”有一回我母亲这样说，因为她最近刚刚跟几个管道工打过交道。母亲有整整一个星期天天跑我们公寓的建管部，反映家里水管漏水的情况，建管部终于同意派两个管道工前来修理。可是在他们两个到达的时候，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待母亲给他们打开门时，他们已经醉倒在外面的楼梯平台上了。他们的头靠在电梯井壁上。 这天是11 月7日—伟大的苏维埃十月革命的纪念日—这是薇拉•帕弗洛夫娜常常在我们的历史课上满怀着激情谈到的话题—的前一天，薇拉伸出她长长的手臂，宛如这个城市里到处耸立着的列宁塑像的姿势，给我们讲述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退役下来永远泊在涅瓦河对岸的曙光号巡洋舰是如何打响了革命的第一炮，标志着攻打冬宫战斗的开始。 “受着沙皇残酷剥削的工人和农民们，”薇拉说，“爬上了埃尔米塔日博物馆的主宫—冬宫的大门，跑上了‘十月楼梯’，逮捕了临时政府的成员。”她讲到临时政府这一部分时比较模糊，因为她从未给我们解释过这个临时政府是如何取代了沙皇，以及如果是已被打倒的沙皇使国家坠入深渊，需要革命来挽救的话，为什么这个临时政府也要被打倒。 在薇娜•帕弗洛夫娜用颤抖的声音描绘着这一抓捕行动时，我在脑海里想象着工人和农民冲进冬宫的情景：他们的靴子踩踏在大理石楼梯台阶上—楼梯的平台上到处摆放着意大利的名画—把手中的镰刀和斧头掷向彼得大帝的宝座。我不由得在想，尽管薇拉•帕弗洛夫娜在讲解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充满了激情，可是在今天，官方是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行为再次发生的，只要你走进埃尔米塔日博物馆，你就必须换上布拖鞋，并把上面的带子系在脚踝上，在遍布每个角落的老太太保安的注视下，慢慢挪步，处处小心，不让自己太走近陈列的皇家瓷器和那些宝贵的油画。 “明天就是11 月7号，”薇拉说，“整个苏联，从我们伟大的首都莫斯科到寒冷的西伯利亚的针叶林，举国上下都将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 “既然我们是在11 月庆祝，为什么叫‘十月革命’呢？”坐在最后一排的小无赖迪姆卡问道。 薇拉•帕弗洛夫娜停下了她的讲述，用难以置信的目光望着迪姆卡。由俄历变为公历是一年级就教授过的内容，很显然，迪姆卡早在那个时候就不认真听讲了。 “为你感到羞耻，”薇拉像列宁那样伸出手臂，指着迪姆卡说，“为你和你的无知感到羞耻。” 她停了下来，给出时间让迪姆卡的耻辱和他的无可救药深深地印到我们的心坎里去。由于她讲述的思路被完全打断了，所以在停顿了一会儿以后，她谈到了眼下的事情。 “再过两天，也就是说过完节返回学校来上课的时候，我们将为我们自己的事情庆祝。一个伟大的荣誉将会赋予你们—你们都将成为少先队员。” 每年的这一天，三年级三个班的同学们都会在学校的体操房排起整齐的队列，进行入队宣誓，由七年级的同学们给他们系上鲜艳的红领巾，而七年级的同学在他们十四岁的时候就会退出少先队，加入共青团。这已成为学校的一项仪式，就像在每年3月中旬的某一天，我们会前往牙科诊所就诊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恨这一天。 “两天以后，你们每个人都将宣誓加入少先队，这是你们在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伟大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薇拉•帕弗洛夫娜看着迪姆卡继续说道。她摇了摇头，想让我们知道，尽管这是学校的规定，迪姆卡还是显然不配得到这份荣誉。 贴在我们教室墙上的少先队章程要求所有即将加入的同学有好的品行和好的成绩，因此从这方面来讲，迪姆卡是不合格的。可事实上，班级里的每一个同学都要戴上红领巾，薇拉•帕弗洛夫娜无法阻止迪姆卡的加入。我们心里也清楚，她是绝对不会去阻拦的。她知道有必要区别现实和章程上的规条—规条是你背诵和期望达到的东西，而不是要遵循的。这一点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有人在这一仪式中没有戴上红领巾，那是不合适的，这样势必会对他们的意图和忠诚提出质疑。 “看看过去年代的少先队员英雄,”薇拉•帕弗洛夫娜指着墙上挂在普希金旁边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肖像说。尽管他的事迹早已写在我们的课本里了，薇拉•帕弗洛夫娜还是又讲起了他的故事。“帕夫利克是一个富农的儿子，他发现父亲把大量的粮食藏在了地窖里—而他的村民们却在挨饿。在一个晚上，这位勇敢的少年跑过田野，找到了当地的苏维埃政府，告诉了他们关于他父亲藏粮食的事情。第二天早晨，士兵们来到他家，没收了这些小麦。当地的粮食局授予了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一枚勋章。”说到最后一个词时，薇拉•帕弗洛夫娜点了点头，表示她对这个词的强调。 我扫了一眼帕夫利克的肖像，只见他一副严肃的面容，俯视着我们，他的脖颈上系着红领巾，头上一道至高无上的光环，就像卓娅•丘基娜那么完美。 “他的父亲怎么样了？”坐在最后一排的迪姆卡问。薇拉•帕弗洛夫娜停顿了一下，注视着迪姆卡，对他的无可救药无奈地笑了笑。即使你不知道帕夫利克的父亲到底怎么样了，可大家都知道他把小麦藏起来不给挨饿的农民吃，该有什么样的后果。 “由于帕夫利克的父亲所犯的严重罪行，由于他违背了斯大林要将一切收获给予人民的指示，莫罗佐夫公民被逮捕，判服十年的劳役。”薇拉•帕弗洛夫娜宣布说。 我不能断定，告自己父亲的密，致使他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去服劳役，算不算是一种英勇的行为，即便这种行为使一些人避免了挨饿。不过，对薇拉•帕弗洛夫娜赞扬帕夫利克•莫罗佐夫警觉勇敢的话，我并没有去反驳，其他的同学也没有。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些事情是明摆着的，无需争论。对写进历史课本的东西，无需争辩。你假装认同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是个真正的英雄，就应该得到一枚勋章，就像我们在幼儿园时假装咀嚼面包和变了味的黄油一样。 可是，由于无知或是愚蠢，迪姆卡不懂得这些潜在的规则。他不像我们那样，说话前会权衡一下；他没有在他的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一想，如何能让自己说出来的话符合少先队员的守则。因此，有的时候，他会问出这样有趣的问题。 在加入少先队的前一天晚上，我在家里洗了校服上的白衬领，母亲将它烫平，又把它缝了上去。早晨起来的时候，母亲给我把头发辫起来，又系了两个白色的尼龙蝴蝶结，让我站在家里的穿衣镜前。“多漂亮的一个少先队员呢。”母亲笑着说。父亲这时正把手伸进大衣橱里找他的外套。他本来是图省事挂在椅背上的，结果母亲给他收起来了，现在他眼看快要迟到了。他猛拽一个衣架子，弄乱了一堆羊毛衫，从它们中间找出了他的外套。“敬个队礼给我看看。”父亲说。母亲整理好的东西被父亲翻得乱七八糟。 就像学校大队辅导员教给我们的那样，我伸直了右手，把大拇指贴到前额那里。“Molodets，”我父亲说，“很好。”他站在母亲面前，母亲在给他打领带。 “我们所有的同学都加入，”我说，“甚至包括差等生迪姆卡。” “这我就不明白了，”母亲摇着头说，“为什么也要给差等生这样的荣誉呢？”我知道母亲仍然在为那两个喝醉酒没把漏水的管道修好的工人生气。母亲把领带压在父亲衬衣衣领下面。 “你怎么看，伊尔亚？”母亲问。 “有什么关系吗？”父亲说，“现在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他拍了拍自己的口袋，看看今天要抽的两盒贝洛莫牌香烟装上了没有。“以前，我们还有些信仰。你经历过战争，你是知道的，”他向母亲做着手势，“为祖国，为斯大林而战。你还记得吗？” 母亲系好了他的领带，点头表示认同。 “现在再也没有什么信仰了。你打开《真理报》，上面报道的一切事物都要好于昨天，昨天的又要好于前天。以这样的速度发展，到下个星期我们每个人就都能搬出这种合住的公寓房，都能开上自己的轿车了，上面还满载着熏肉肠。你知道人们是怎么调侃《真理报》和《消息报》的吗？”他问这话时，并没有针对任何人，“《真理报》上没有消息，《消息报》上没有真理。” 我觉得很有趣—真理中没有消息，消息里没有真相，大声地笑了起来，可是母亲用责备的目光看着父亲，因为她不想让我在加入少先队之前就幻灭了。 “做一个优秀的少先队员，”父亲说着拎起了公文包，打开了前门，“不要忘记如何敬礼。”“好好听薇拉•帕弗洛夫娜的话。”我们俩从电梯下去的时候，母亲告诫我说，她想让我明白，尽管父亲所说的也许是对的，可并不适用于学校。 这一天，我们早晨的课都被取消了。我们穿着节庆时才穿的校服—女生是白围裙而不是平时的黑围裙，男生里面穿白衬衣，外面是一身灰颜色的套装。我们立正站在体操房里，庄严地宣誓，要像伟大的列宁所教导我们的那样去生活，去学习，去斗争。 我们三年级三个班一百二十名学生，列队肃立，薇拉•帕弗洛夫娜站得笔直，宛如一根电线杆，她的眼睛朝向主席台上就座的校长。在体操房的另一侧，面对着我们，站立着七年级三个班的同学，他们手里都捧着红领巾。当校长结束了她的讲话—我们都已烂熟于胸的有关少先队员的责任和义务—我们的音乐老师叫一个五年级的同学吹起了小号，这个男生拼命地想吹准这几个音，脸涨得通红，就像他戴着的红领巾。这是向七年级的同学们发出信号，叫他们走上前来，把手中的红领巾系到我们的脖子上。于是，十四岁的七年级孩子们开始拥上前来，他们在无意间挤成了一堆，致使我们的队列也顷刻间乱成了一团。一个脸上有雀斑的红耳朵七年级男孩走到我面前，给我系上红领巾，他笨手笨脚的，让红领巾左边的那一头长出好多，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红领巾已经是我的了，我自己可以把它戴正，或者把它解开，重新打上一个结。 我转身看着我的身旁，只见卓娅的两个白色蝴蝶结听话地搭在她的肩胛骨上，只见迪姆卡弯着手臂一起跟我们行着队礼，他的眼睛注视着远方。随后，学校的大队辅导员—他虽然快二十岁了，可看上去只有十二岁，他负责安排整个仪式—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大声地喊道：“准备着！”这是让我们说出少先队誓言的信号，我们已在课后和午休时假装戴着红领巾操练过许多遍了。但是现在这一刻真的到来了。我们脖子上系的鲜艳的红领巾在向学校的每一个人宣布，我们已不再是八岁了。我们大家都深吸一口气，数到三后像老师教我们的那样大声喊道：“时刻准备着！” 在行完仪式之后，薇拉•帕弗洛夫娜又一次向我们讲起勇敢和英雄主义。她站在讲台前，谈起伟大的卫国战争。斯大林的名字（Stalin），她说，来自“stal”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是“钢铁”，因为斯大林就像钢铁一样坚强。“这就是他名字的由来。”她说，好像专门有分配名字的地方，根据人们的性格起名字似的。 我由此想到列宁是如何得到他的名字的。根据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他永远活着》，列宁选择他现在的名字是为了纪念西伯利亚伟大的勒拿河（Lena）。可Lena也是我的名字，这一巧合让我觉得很不舒服。难道不知怎么的，我和列宁之间竟然有着一种奇怪的联系吗？这会不会迫使我像薇拉•帕弗洛夫娜那样，去笃信三年级历史课本上的东西呢？会不会迫使我去赞扬帕夫利克•莫洛佐夫呢？他选择了站在挨饿的农民一边，而不是他父亲那一边，现在正从墙上讥嘲地望着我。 在这一历史责任的重担下面，我的肩膀耷拉了下来。 按照学校的日程安排，我们三年级的学生在3月份要到牙科门诊去检查。薇拉•帕弗洛夫娜用都向右倾斜的圆体在黑板上写下了具体的日期，叫我们抄到日记本上—3月10 日，星期三。 我讨厌去到牙科门诊。我希望我能清除掉写进日记本的这个日期，把它从页面上彻底抹去，叫它不复存在。我希望我能废除掉每年3月份的例行牙科检查，这一天每每毁了我们要庆祝国际妇女节的心情。在3月7日，班上所有的男同学就会腼腆地拿出为我们女生准备的礼物，放学前所剩下的时间全都用来赠送铅笔刀、橡皮、小梳子等。 去年的3月份，牙科医生拿着一根小棍在我嘴里戳着，捅着，她因为没能在我的牙床里找到需要填补的洞而显得很生气。我想，这一次她就不会那么失望了。你不可能连续两次都有好运气的，这是现在莫斯科学表演的姐姐曾对我说的，她的话也许是对的。我想到这一年里我硬缠着母亲给我买的那一公斤一公斤的松鼠牌巧克力，这种巧克力用蓝纸包裹着，上面画着一只小松鼠抱着一个硕大的坚果。母亲装作不想买糖果，但我知道她喜欢喝茶时吃上一块松鼠牌巧克力，所以每次走进商店的时候，我们就玩起我在幼儿园时就学会的把戏。 “妈妈，能给我买点松鼠牌巧克力吗？”在母亲排队给面包付钱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嚷嚷起来。糖果柜台就紧挨着面包柜。柜台的女售货员表情冷漠，全然没有意识到她身处在这么多的珍宝中间。她身后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巧克力：红芙蓉，北极熊，卡拉-库姆沙漠牌（在黄色的包装纸上面跋涉着许多骆驼）。在包装纸里面还有一层薄薄的银箔，在我把它打开的时候，这银箔就会在我手指间皱起来，黑褐色的果仁巧克力块就会露出一边。“买一点儿吧，妈妈，”我恳求着，“就买两百克。” “糖果对你不好，”母亲接过收银员给她的小票说，她现在必须要把小票交到卖面包的店员那里，“你姐姐要吃什么糖果我就给她买什么糖果，可你瞧，她现在去学表演了。如果我不是那么由着她，要什么给什么的话，她也许会像嘉尔娅一样，成为一名工程师或病理学家。” 母亲关于松鼠牌巧克力导致姐姐学表演的想法，一点也没有道理，可现在不是跟母亲理论的时候。“就买一点儿嘛，”我哄母亲说，“就买一点点儿，我们晚上喝茶的时候吃。” 在面包柜台前，母亲交进去小票，换来一大块黑面包和一条甜面包。“我们喝茶的时候吃嘛，”我装出要哭的样子说，“chut-chut（就一点儿）。”母亲看了看排队付钱的队伍，现在只有一个老太太和一个抱小孩的女人。就两个人，这甚至就算不上是排队了。“好吧，”母亲让步了，就像我所预料的那样，她从口袋里掏出了钱包，“不过，只买chut-chut。” 3月10 号，我们班的三十八个同学乘坐市内有轨电车来到了第三十四号牙科诊所。我们两个人一组排着队走进亮着荧光灯的候诊室，这里有股刺鼻的味道，就像我母亲解剖室里杀兔子时所用的乙醚的味道。 我们被告知坐下来等待。我和跟我一组的丝薇塔仍然手拉着手，没有松开，坐在最里面的两个座位上，离开倒霉的“诊疗室”牌子老远，也离开正在地板革上假装溜冰的迪姆卡老远。 薇拉•帕弗洛夫娜举起手臂，示意大家不要说话了，不过让我们安静下来的却不是她的手势。因为恰在此时，诊疗室的门开了，我们看到一排排瘆人的钻孔机静静地立在那儿。走廊里站着一个穿白大褂的胖女人，头上戴着一顶熨出许多褶子的棉布帽子，像是顶着一个蛋白甜饼。我们一下子都安静下来，愣在了那里一动也不动了，就好像大家此刻都成了演果戈理《钦差大臣》最后一场的演员，这是史上最著名的一场哑剧。 “安东诺娃。”那个妇女念着手里表格上的名字，我们的眼睛霎时间都转向了安雅•安东诺娃，只见身后梳着一条红色大辫子的她站了起来，顺从地跟着这个女人走进了那个偌大的诊疗室。 “是按名字字母的排列顺序叫号的。”丝薇塔•尤拉索娃说，她尴尬地笑了笑，因为她将是最后一个被叫到的。我知道，她在想着从“A”打头的名字叫到“Y”打头的名字这期间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希望地震之类的自然灾害突然爆发，或者是一场来势迅猛的致命疾病仅仅侵袭牙科医生，或者甚至是薇拉•帕弗洛夫娜突然记起有一个临时的历史测验需要她去监考。 我没有丝薇塔那么长的等候时间可以用来遐想。我的名字按字母顺序是排列在前面的。“G”仅仅排在“A”、“B”、“V”之后，是第四个字母。我知道即使我有胆量跑出去，街上看到我的第一个民兵也会把我给拖回来的，还得接受薇拉•帕弗洛夫娜的训斥。我现在九岁了，已经懂得我无法逃出这个候诊室，无法逃脱这每年一次的牙科就诊，也无法逃脱这按部就班的生活。 名字排在前面最大的缺点是，到现在，还没有人出来讲述情况。名字以“A”、“B”、“V”打头的同学都还在里面，蜷缩在里面的软椅上受着煎熬。 诊疗室的门又一次打开了，那个戴蛋白甜饼帽子的女人看着另一份表格。“戈罗霍娃。”她大声喊，只叫我的姓，那声音听起来突然让人觉得像是珀尔娅阿姨。我慢慢地挪动着走过候诊室，薇拉•帕弗洛夫娜站在门旁，从身后拍了拍我的背。 诊疗室大概有我们学校的食堂那么大，有十二个座椅，排成两行，不过，立在这些椅子旁边的钻孔机表明这边不是食堂，倒像个工厂，一个修补由于吃松鼠牌巧克力而损坏了的牙齿的工厂。我看到在我前面进来的三个同学坐在那高高的椅子里显得很小，他们大张着嘴，脸因恐惧显得有些变形。在我跟着戴蛋白甜饼帽子的女人走过这些钻孔机的时候，我看到了第一个被叫进来的同学安雅•安东诺娃，她用手捂着脸，从椅子上爬了下来，这正是我要坐上去的椅子。 “坐吧。”牙科大夫说着便开始查看我的病历。我希望她看得仔细一点儿，能看出去年我的牙床完好，上面没有蛀洞，尽管我吃了那么多母亲装作不喜欢吃的巧克力。我希望她能判定我是一个例外，现在就让我从这右侧置有打孔机的高高的扶手椅上下来。 她停止了阅读，放下了手中的病历本，坐在了椅子旁边的一张凳子上。她贴得我很近，我能看清楚长在她上唇上面的黑黑的茸毛，在她眼角边蹙起的皱纹一直延伸到她的鬓角。她从一张我视线不能到达的桌子上拿起一根长长的金属物件。“把嘴张大一点。”她说着便开始在我嘴里戳捅着，用上面的钩子拉拽着我的牙齿，同时把她口腔里白菜和黑面包的味儿呼在了我的脸上。 末了，她停了下来，放下了手中的工具，开始在病历本上写字。她不停地写呀，写呀，她越是写，我的心情就越低落，直到低落得不能再低，坠到了牙科深渊的最底层。我听到一声尖叫从钻孔机的嗡嗡声中传过来，随后就闻到了类似电线或者是骨头烧焦了的味道。 “把嘴张大，”我这位戴蛋白甜饼帽子的牙科医生边说边把一团团满是粉笔味儿的棉花球塞进我的口中，“嘴张着，不要闭上。” 我闭上了眼睛，让嘴张着。我听到了钻孔机响起，随即就尝到了金属发热后的那种味道，它钻到我的一颗牙，两颗牙，三颗牙，直到我数不清楚了。这钻机仿佛是凿进了我每颗牙齿的内里，发烫的机体太靠近牙龈等裸露的软组织，我知道我会疼得受不了的。我握紧了拳头，想到我的父亲。我想着他能从暴风雨肆虐的芬兰湾把小船划回来需要有多么坚毅啊。我想象着他受着海浪的鞭挞，强风把船桨刮起，砸在他的身上；我想象着他紧握着船桨，拼力地划呀，划呀，硕大的雨点像冰雹一样击在他的脸上。他经受住了这一切。他没有片刻的工夫想到要哭，要呻吟，要表现出痛苦的样子。 当钻孔机的嗡嗡声最终停了下来，湿漉漉的棉花球从我嘴里取出来的时候，我睁开了眼睛，看到薇拉•帕弗洛夫娜站在我面前，向我微笑着。 “棒极了，”她说，“补了五个牙洞，你甚至连一声也没有哭。” 我知道薇拉•帕弗洛夫娜这次对我是很大度的，因为我感觉到有两行热泪从我的脸颊上滚落下来。不过，我知道这无声的泪流是没有人能够听到的，而且，我的牙科医生不是因为她那肥胖的手没有感觉到我流下的眼泪，就是在凿我那些被松鼠牌巧克力烂坏的牙时假装没有看见，所以我就可以算是没有哭了。 剩下来的就比较容易了。我的牙科医生在桌子上配制好了药物以后，先是把一种类似于乙醚的冷冰冰的东西滴进每个凿好的牙洞里，然后把配好的药使劲地填塞挤压到每颗牙齿里面。乙醚的刺痛让我的舌头感到麻木，这已经算不上什么了；打磨牙齿时我战栗不已，这也算不上什么了。如果我已经经受住了钻孔机的考验，我就可以变得像我父亲那样，我就能够经受住任何痛苦。 回到候诊室后，我看到丝薇塔•尤拉索娃蜷缩在一个角落里。她虽然为我的勇敢所感动，可她的眼神里还是充满了惶恐。我知道她现在已经意识到，在“G”与“Y”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奇迹发生，能帮助她躲过这一劫了。 我坐下来等着别的同学完成牙齿检查和修补，我发现五个牙洞还不算太糟，我们班上的那个赖小子迪姆卡被发现有十二个牙洞，现在还在诊疗室里面的椅子上疼得流汗呢。卓娅，我们的钻石，哭喊得最厉害，她每一次听到面前的钻孔机响起，都会使劲地来回甩动她的脑袋，医生气得冲她大声喊叫，一脚把她踢下了椅子，让她回去把她母亲叫上再来。第一个进去的那个女孩安雅•安东诺娃，她的牙根底下被塞进了砷化合物的药剂，通知她三天以后等神经被杀死后再回来由戴蛋白甜饼帽的那个医生对她进行根管治疗。 和我一块儿进来的丝薇塔最后一个做的检查，居然是我们班上所有同学中最幸运的。她担当了我去年的那个角色—牙齿完好无损的女孩，甚至是那个最恶毒的医生—就是那个因为卓娅哭而对她大发脾气的医生也没能在她的嘴里找到一个蛀洞。 回到家里，在我们晚上喝茶的时候，我给父亲讲了我们去牙科医院的事情。他坐在他平常坐着的餐桌顶头的位子上，母亲坐在他的对面，他抬起膝盖顶着下巴，一盒不带过滤嘴的贝洛莫牌香烟放在茶杯的旁边。父亲不喜欢吃甜的东西，所以他手中拿着母亲从面包中间部分切下的一大块黑面包，上面涂了一层厚厚的黄油。父亲用手捏了一点盐，撒在涂了黄油的面包上。 “我恨zubniks, ”我说，用了一个自己造的词，“弄牙人”而不是“牙科大夫”。 “不要这样称呼医生，”母亲说，“他们是牙科医生，不是弄牙人。” 我喜欢我自己造的这个词，因为它非常确切。牙科医生就是弄牙人，在每年的3月份，他们就在你的嘴里捅着，戳着，千方百计地要找到让钻孔机在你嘴里转动起来的理由。 我不知道父亲对我造出的这个词“zubniks”怎么想。他的牙齿又白又整齐，毫无疑问，这可能是因为他一生只吃黑面包，而不在晚上喝茶时吃松鼠牌巧克力。或许，父亲能教给我一些我还不了解的东西，或许他能告诉我一个保持牙齿健康的秘密，这个秘密和不吃巧克力糖无关。 “我想要你这样的牙齿，”我对父亲说，“整齐，没有蛀洞。”我母亲看了餐桌对面的父亲一眼，她这一看叫父亲不自在了，他伸手去拿火柴，从烟盒里抖出一根香烟。 我觉得我需要仔细地看一下父亲的牙齿，我的牙原本应该和他一样的，因为他是我父亲，于是，我从凳子上下来，依偎到父亲的怀里，拉开了他的嘴唇，看到他长着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就和牙齿健康宣传画里的人一样。相比之下，我母亲的牙都镶上了金属，让人一下子就想到了吃黑面包的诸多优越性以及该是下决心再也不买松鼠牌巧克力的时候了。 然而，仅仅为了牙齿的健康就放弃巧克力而改吃黑面包，这样做值吗？从现在起，就把巧克力给我的快感都永远地抛弃掉，以换来我父亲那样健康的牙齿，这样做值吗？或者，还是屈就于现在的习惯，经受负罪感与每年一次牙医钻孔机的折磨好呢？ 我为自己能就快感与负罪感提出这些哲理性的问题感到自豪，不过，我也知道，这些问题后面还藏着一个大问题，我没有提出来。这个问题就是：父亲完美的牙齿是真的吗？有那么一两次，父亲因为不舒服躺在床上，我看到卫生间的水池里有一个玻璃杯—只有父亲不上班的时候，它才放在那里—杯子里盛着白乎乎的水和一些块状的粉红色稍带弧形的塑料东西，上面冒着一些看起来像是牙的东西。是不是父亲自己的牙齿里已经满是蛀洞镶上了金属而不得不用这个需要放在水杯里的假牙套来遮挡他的坏牙呢？这算不算是另一个“假装”的事例，就像我们乡下房子里那个假水槽，或是母亲装出的那副讨厌买巧克力的样子？ 父亲拿开了我的手，点燃了一根香烟。见母亲又拿起刀要切下一片面包，父亲说他不想再吃了。“你想要我这样的牙吗？”父亲问，一边把我从他的怀里抱下来。 母亲皱起眉头抬眼看着，好像拿不定主意她该怎么做才好。“那个弄牙人在给你补了五个牙洞以后说什么了？”父亲问，用了我造的这个词，没有理会母亲刚才说的不要那样叫医生的话。“什么也没说，”我回答道，“她沉默寡言，凶巴巴的。她还把砷化合物放到安雅•安东诺娃的牙根管里呢。”“给安雅做完，她说什么了吗？”父亲从桌子上的小铁桶子里取出一块松鼠牌巧克力在指间摇晃着，好像它是毒药似的。 裹在这蓝色包装纸中的巧克力对我有着莫大的吸引力，我不愿为了健康的牙齿就舍弃它。离明年3月份还远着呢，前面有整整一年的时间，让我可以不必受弄牙人的折磨。有杂货铺货架上的北极熊牌、红芙蓉牌和松鼠牌巧克力的陪伴，这一年的时间都会很甜蜜。 父亲觉察到了我已下定决心不在乎损坏掉我的牙齿，我宁愿像我母亲那样把牙都镶上金属也不愿放弃吃巧克力。“你想知道损坏牙齿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吗？”父亲问我，他伸出胳膊，把手中的巧克力放回到桶子里。 我不清楚我自己是否想知道。我站在厨房的中央，站在上面放着乡下果酱罐子的橱柜和热着菜汤的火炉之间，真的不知道我是否愿意面对事情的真相。后来，父亲欠起身子，放回糖果，他的法兰绒睡衣袖子触到了我的杯子，这时，我知道自己怎么想了。我现在可以肯定，我不愿意看到父亲拿掉漂亮的假牙套后真实的牙。我宁愿让自己相信父亲的牙齿是白白的，健康的；我宁愿意让自己相信，我的父亲是不可战胜和没有缺陷的。 “你父亲在战争时期得过坏血病，”母亲先发制人，她从我脸上的表情看出，我不愿看到任何有损于父亲形象的东西，“这就是你父亲的牙坏掉的原因，因为饥饿和缺乏维他命。在战争时期，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遭遇。” 战争和饥荒是两个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听到的词汇：在教室里，在新闻里，在街头巷尾老太婆们的谈话里。它们已经变得抽象，用得过滥，好像它们不是发生在个人身上，而是发生在国家的身上。不过，对我来说，我父亲牙齿的损毁就的的确确是发生在他个人身上，就发生在现在坐在椅子上的这个清瘦的男人身上，他上方搁架上的收音机里欢快地鸣奏着柴科夫斯基的《小天鹅舞曲》。猛然间，我跑向父亲，又一次扑在他的怀里，双手抱住了他的脖颈，把脸埋在他胸前的法兰绒睡衣里。父亲身上散发着母亲在浴缸里用木质带金属波纹的搓衣板洗衣服时用的那种棕色肥皂的味道，散发着贝洛莫牌香烟的味道，和喝过茶后身上发热的味道。 这些亲切的味道让我把头更深地埋进父亲的怀里，不过我知道让自己陶醉在这样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中是危险的。我已经三年级了，我已经补过了五个牙洞。我想到战争和饥荒，不是在这个国家发生的饥荒，而是夺去父亲健康牙齿的饥荒。是那种具体的饥荒，而不是我的老师薇拉•帕弗洛夫娜在历史教科书里讲到的抽象的饥荒。我想到使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成为英雄的饥荒，不过，也想到后来发生的事情，这是我从姐姐玛丽娜那里听来的，薇拉•帕弗洛夫娜在课堂上是绝对不会讲的。尽管帕夫利克有这样英勇的行为，可是他的亲叔叔全然不顾因帕夫利克揭发了他父亲而获救助的乡亲们的感受，操起一把斧子，砍向了他侄子的脑袋，实施了他的个人判决。这一非正义的行为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 可是，除了把影响到我父亲的个人损失与只影响到我们历史课成绩的集体损失区别开之外，我脑子里还翻腾着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尽管父亲有娴熟的垂钓和划船技术，有强壮有力的臂膀，可还是有一些事物比他更强大，能够危害到他，还是有一些事物，连父亲也没有力量阻止。当我这样坐在父亲的怀里，闻着他身上的肥皂和香烟味儿时，这个问题影响我享受家的这种温馨气息。如果连父亲都抗不过战争和饥荒，那么，又有别的什么东西潜伏在那里，别的什么难以言说的东西深深地藏匿在那里，让母亲紧抿着嘴唇叹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