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回　李瓶姐墙头密约，迎春儿隙底私窥

“《金瓶梅》的作者，绝非一味以道德正统自居的人。他对瓶儿与西门庆的私情，其实有很多同情。这种同情，表现在他对花子虚的批评上：虽然瓶儿对花子虚相当狠心，但是“若似花子虚落魄飘风，漫无纪律，而欲其内人不生他意，岂可得乎”。也就是说，花子虚一天到晚和狐朋狗友泡在妓院里流连忘返，实际上是自己导致了妻子生外心的结局。在十分陈腐的“自古男主外而女主内”等套话之后，作者给了读者一份相当朴素而清新的关于“爱情”的宣言：“要之，在乎容德相感，缘分相投，夫唱妇随”，还要“男慕乎女，女慕乎男”。也就是说，只是单方面的忠贞顺从是不够的，男女双方都对婚姻的成功负有责任，而“容德相感”，男女之互相爱慕，还有那神秘的“缘分”的作用，都是一个“无咎”婚姻的必要条件。虽然没有鼓励私情的发生，《金瓶梅》的作者却也从不曾盲目地谴责“犯了淫行”的妇人：对金莲，他哀惋她“买金偏撞不着卖金的”；对瓶儿，他同情她嫁了一个“把着正经家事儿不理，只在外边胡行”的丈夫。不少海外学者，如芮效卫、柯丽德，喜欢把《金瓶梅》放在一个儒家的思想框架里面研究，但是，正统的儒家对社会风气道德首先讲教化，教化行不通，就要采取惩罚的措施来纠正错乱的道德名分。《金瓶梅》的作者——尤其是绣像本的作者一一对人生百态更多的是同情，是慈悲，是理解，而不是筒单的、黑白分明的褒扬或指责。”
绣像本《金瓶梅》作者的观念，比贾平凹之流现代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