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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说这种漫不经心在苏轼及其追随者之前的所有词人身上都普遍存在，但来自著名词人晏几道的见证使得从歌妓处收集词作这一编集方式成为一种严肃的可能。考虑到支持此说的其他词集的线素，这很可能是当时的常规。有材料告诉我们柳永当时极受欢迎，作品遍及“有井水处”。他的词集很可能就是通过这样的“缀辑”而成。只要词集有可能是来自搜集、或来自文人记录歌妓记忆中的词句，我们便开启了词作为口头传播存在的广阔天地。在这里，词的文本不仅可以随歌妓需要而调整，不知出处的词作还可能因为看起来很“合适”而被归到某著名词人名下。“合适”与当时词人的声誉相伴而生，而以此标准新加的词作又反过来确认这一声誉并推着它向特定方向倾斜。简言之，我们经历了一个词人被“生产”的过程，在其间一系列大受欢迎的轶事共同创造出一个很可能与原历史人物大相径庭的文化身份。
文本流传、改写、汇集来源对作者形象的塑造，“被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