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没有动物那样的“福分”，只要依靠大自然的赐予就可以繁衍生息，一代又一代生存下去了。人是辛勤劳动的产物，同时，人也只有在不断劳动中，创造出满足自身需求的财富，才能维持和发展生命。
曾经一个时候，在重商主义看来，财富的表现形式就是货币，而货币是产生于流通过程中的。贱买贵卖，发生的硬通货差额就是财富了。所以，在外贸活动中，或者只允许金银流入而禁止流出，或者只允许流入大于流出，不断增加国内的金银，于是，一个国家的财富也就增加了。这样的观点，显然是很荒谬的。假设一下，如果没有其他任何商品，仅仅只有金银的通货，对于人们的生活有什么好处呢？这些通货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光是捧着金山银山，不饿死才怪呢。
重农主义注意到了生产领域的重要性，以为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重农主义者认为财富是物质产品，财富的来源不是流通过程而是劳动生产。所以，财富的生产意味着物质的创造，财富量的增加。在所有的经济部门中，他们认为只有农业才是财富的唯一生产者。因为只有农业劳动中，通过劳动的投入，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条件，收获更多的物质，表现为物质财富的量的增加。而工业根本就不创造物质，只是变更或组合已存在的物质财富的形态。商业就更不要说了，这个活动只是将物质财富的地点改变罢了。惟有在农业中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的差额构成了“纯产品”。显然，重农主义将财富生产仅仅局限在农业上，是极为片面的。
奠定了劳动价值论基础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他所讲的一句名言是学经济学的人众所周知的：“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他将财富定义为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自然仅此定义还是不够完美的，还必须加上劳动的定语。没有劳动，是不可能存在任何财富的。斯密和李嘉图都把劳动价值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认为，任何财富都是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价值也就谈不上财富。而价值则是人们的劳动的凝聚，正是劳动创造了价值，从而创造了无数的财富。假如没有劳动，也就不可能有价值，自然财富也就无法出现了。
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到了最彻底最完备地表述。马克思认为，在商业社会中，任何财富都表现为商品的堆积，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使用价值是财富的物理属性，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而价值则是人们的劳动的付出，这样的劳动从抽象意义上讲，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劳动量的大小是和财富的多少成正比例的。当然，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使用价值具有社会的现实需要，从而个人劳动是社会劳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劳动量愈大，财富也就愈多。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现在谁都承认了这样的真理，即财富是劳动创造的。要享受财富，就不能不进行劳动。问题是，劳动从来就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为什么古代时候的劳动和当今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数量有如此之大的差异。这里就有一个劳动质量的问题了，或者说是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同样时间的劳动，具有不同劳动能力的人，所创造出来的财富数量和质量肯定是不同。为什么当代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是古代社会所无法比拟的，就是因为，在当今的社会中，劳动已经具有了程度不同的复杂性，所以，由这些劳动所创造的财富数量和质量，肯定是远逝的社会所不能并论的。
既然财富是由劳动创造的，并且愈是复杂的劳动，愈能创造出更多更好的财富，所以，提高全民族的劳动者的素质是当务之急。从物质上来说，现代化是需要财富作为基础，没有基本的物质保障，谈论发达国家就是空话套话了。从精神上来说，现代化是由文明的高素质的劳动力大军所建设起来的。没有一支高素质的劳动大军，也是没有资格谈论现代化的。当然，这两者之间，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劳动大军，更具有重要意义。有了这样的建设者，文明国家所需要的财富基础，总是可以积累起来的。否则，即便是很富有了，而劳动素质不高，结果必然是坐吃山空，社会就要停滞不前了。
我们根本不需要虚伪地称钱为阿堵物，我们理直气壮地说，我们需要更多的财富。只有当人民群众都具有了大量的财富的时候，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就诞生了。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高素质的劳动者，从事创造性的劳动。否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纸上谈兵而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