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遗址公园
一
1962年10月14日，负责侦查古巴的美军U-2侦察机拍摄到一些不寻常的装备。经过仔细识读，美军确认，这是苏联在古巴部署的、装载核弹头的SS-4和R-14弹道导弹及发射装置，同时发现了驻扎在古巴的苏军。这不是小事。导弹距离美国本土佛罗里达州只有140公里，发射之后几分钟就可以到达，根本来不及预警和疏散。
1962年10月16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得到了确切汇报：赫鲁晓夫在没有和美国打招呼的情况下，直接把核导弹部署到了美国眼皮底下。
肯尼迪感到愤怒，美国军方更是异常愤怒。五角大楼迅速拟定了作战计划，全面入侵古巴，摧毁所有导弹和发射装置。但是肯尼迪没有同意，他关心的问题是：能不能确保一次出击，全部摧毁？答复是：这很难做到。
如果不能确保一次全部摧毁，对古巴和苏联军人的攻击必然会引起核大战，成千上万美国人会因此丢掉性命的。
总统先生，我们不能当懦夫。在美国眼皮底下部署导弹，这是我们不能忍受的。苏联要和我们打核大战，也没什么可怕。哪怕打到最后，美国只剩两个人，苏联只剩一个人，也是我们赢。
面对海陆空军一致的求战请求，肯尼迪没有松口。相反，他选择面对全国人民做电视讲话，全面公开事态，并宣布从海上“封锁古巴”。对此，苏联表示“绝不屈服”。
1962年10月24日，美军出动8艘航母，90艘军舰，68个空军中队，全面封锁古巴海域。运载军人和核武器的苏联船只毫无畏惧，继续向古巴进发。
总统给海军的命令是“封锁”（quarantine），必要时登船检查，而不是“开火”。哪怕形势再危急，开火也必须得到总统的许可。对这项命令，海军感到异常恼怒，“这违背了海军的传统。海军从诞生起来，就从来没有在挑衅面前表现得如此懦弱”。
美国海军发现，除了水上的苏联船只，水下还有苏联潜艇。苏联前往古巴的B-59号潜艇被美军舰艇发现，团团围住。美军不断投放特殊的深水炸弹（装药量极少，专门用来“提醒”对方），逼迫潜艇上浮。当B-59潜艇不得已浮上水面的那一刹那，红海军的官兵们感觉“好像登上了百老汇的舞台”，海面上满是军舰、直升机、探照灯。
1962年10月26日，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如果美国承诺不入侵古巴，并解除对古巴的封锁，苏联会撤回核武器。该相信还是不相信，如何回复？将军们认为这是迷魂记，肯尼迪不这么认为。
美方尚未决定如何回复，第二天，美国又收到苏联的一封信，与前一封信大相径庭，信中充满了外交辞令，态度极其傲慢，并且要求美国撤出在土耳其部署的导弹。这封信让白宫炸了锅。一前一后，24小时之内，态度180度大转弯，苏联人到底在搞什么名堂？该相信哪一封信？美方一筹莫展，要知道，当时美苏还没有首脑热线，一次通信大概需要花费12小时。
与此同时，美军发现古巴的导弹基地建设在加速进行。预计再过几十个小时，导弹就可以完成所有准备。一旦准备完成，核导弹打到美国本土，就是分分钟的事情。
肯尼迪终于同意了军方拟定的全面入侵古巴的计划。如果事态继续发展下去，美军将于10月29日全面入侵古巴。诡异的是，进攻时间是公开的。这等于告诉全世界，还有三十多个小时，战争就要爆发，给了对手充分的准备时间。美军已经开始全面动员，国内百姓开始疏散，超市早已被抢购一空。
实际上，古巴方面也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军敢登陆，就用核武器把他们“消灭在海滩上”。卡斯特罗的作战决心，一点也不亚于“打到最后剩两个人也是赢”的美国将军们。
同在27日，在古巴“例行侦查”的一架U-2侦察机被苏联防空导弹击落，飞行员安德森少校阵亡。按照军方的理解，这就意味着宣战，必须发动全面进攻。肯尼迪虽然骂“见鬼”，仍然没有同意宣战。
还是在这一天，一架收集核爆尘埃的美军U-2侦察机在北极上空迷航，飞行员发现时已经深入苏联领空300公里。苏军派出了米格战机进行拦截，但未能成功。90分钟之后，U-2才脱离苏联领空，美军派出了携带核导弹的F-102战机护航，这架U-2侦察机最终降落在阿拉斯加时，燃料已经枯竭了。奇怪的是，在这危急关头，苏联方面并没有把它认作“美国入侵苏联”的信号，更没有发动全面反击，美军也没有发射核导弹。
关键时刻，肯尼迪和他的幕僚做出了惊人的选择。他们相信，赫鲁晓夫应当不会发动核战争，第二封信多半是赫鲁晓夫迫于外界压力所为，并不是他的真实意思。所以白宫顶住来自五角大楼的巨大的战争压力，选择相信赫鲁晓夫的第一封信，忽略第二封信。白宫通过非正式渠道与苏联沟通，暗地承诺几个月后撤出在土耳其部署的导弹。虽然这种“承诺”没有任何成文记录，苏联方面仍然表示了同意。
最终，苏联选择了对古巴“背信弃义”，销毁发射装置，撤回导弹和军队。几个月后，美国“如约”撤出了在土耳其的导弹。
大家事后才知道，美国海军逼迫上浮的苏联B-59潜艇上装备了核鱼雷。虽然美军投下深水炸弹很“克制”，目的只是逼迫苏联潜艇上浮，水面下的红海军人员却不了解这种意图，而是认为自己遭到了攻击。艇长和政委一致同意发射核鱼雷，彻底消灭水面上的美军舰队。所幸B-59是潜艇编队的旗舰，副艇长阿尔希波夫是编队指挥员，他深知发射核鱼雷的后果是什么。所以在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明确表示了反对。最终，B-59在美军舰艇的团团包围之下，“屈辱”地浮出水面。
古巴导弹危急之后两年，肯尼迪遇刺身亡，肯尼迪遗孀杰奎琳在写给赫鲁晓夫的信里说：“灾难往往不是由大人物引起，而是由小人物的疯狂引起的……您与我的丈夫是对手，但你们在‘世界不应该被毁灭’的信念下结盟。你们彼此尊重，并且能够有效沟通”。
再过一年，赫鲁晓夫遭政变推翻，然后被软禁，直至1971年默默去世。
几十年后，记者采访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问起关于古巴导弹危机。谢尔盖说：我父亲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他看过很多关于战争的书和电影，但是他深知战争的残酷和可怕，远远不是文艺作品描写的那样……
无论我们今天如何评价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说肯尼迪“过于迷信个人魅力”也好，赫鲁晓夫“关键时候认怂”也好……核战争毕竟没有爆发，今天大家仍然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就冲这一点，我们应当感谢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当然，还要感谢B-59的编队指挥指挥员阿尔希波夫同志。
无论五角大楼的咄咄逼人的将军们，还是心怀鬼胎的苏共政治局常委们，都给各自的国家元首施加了足够的压力（之后也确实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那千钧一发之际，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本来可以“顺应大多数人的意志”或者“迫于形势”发动战争，但他们都坚持了自己的选择，顶住压力，遵从理智，甚至在未来付出更大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了不起的政治家。
二
知乎上曾经有个讨论，“如何评价张小龙的‘三不’（不骚扰、不感动、不迎合）原则”。高票的答案之一让我很反感。
这个答案，以及以此为代表的一大批答案，大致意思是这样的：不要相信那些好听的说法。你成功了，当然可以装高尚（当然可以有更加粗俗、更加香艳的说法）。但是你没成功的时候，首先要活下来。在活下来面前，哪有什么原则可言…… 言下之意，这无非是粉饰太平而已。
我之前评论过这类答案，在这里简单复述：
写这些答案的人，似乎不会简单的同类比较。只要大家不要走极端，就应当承认，微信在成长过程中，与同类产品相比确实是相当克制的。不去研究如何在克制下取得成功，而是大肆宣扬“为了成功不需要克制”，这实在太简单，完全不用经过大脑。
即便已经成功，想想与微信体量相当的那些产品，有哪些可以继续保持克制？不隔三差五骚扰用户，不处心积虑盗取用户信息，不挖空心思迎合用户的“趣味”？多想想这些问题，就会看到比丛林法则更立体、更广阔的世界。
无论在什么场景下，无论做什么产品，产品提供方总是有选择权的。你能看到自己可取的选择范围吗？看到选择范围之后，你是选择多打扰用户一点，还是少打扰用户一点？你是选择让用户向健康趣味一点，还是选择让用户向恶趣味一点？……
这个道理可以再推广开来。创作内容时借鉴了他人的劳动，这本来不是坏事。借鉴之后，大方承认并表示感谢，这是种选择，改头换面、乔装打扮也是种选择，从被借鉴的内容“按图索骥”，对接上“原始资料”再声称是“原创的巧合”，仍然是种选择。
再往后，即便面对批评和指责，你也是有选择权的。坦诚承认、积极改正是种选择，视而不见是种选择，扭捏作态、胡搅蛮缠是种选择，处心积虑地在“道歉”之下暗藏各种“找回面子”的小心思，仍然是种选择。
这一切问题，你都可以行使自己选择的权利，但行使权利的过程，也恰恰反映了你最真实的成色。
不要扯什么“法无明文规定则不为罪”。法律只是社会运行的底线，在底线之上还有着广阔的光谱。不违法、不犯罪，并不能天然豁免“对与不对”、“好与不好”、“可取与不可取”的评价。
也不要扯什么“形势所迫”、“世界就是这样，我也没办法”。要知道，即便古巴导弹危机那样严峻的形势下，仍然存在选择的空间。“你是什么样的人？” 这样的问题其实不难回答。看看你的选择吧，许多时候，恰恰是它们定义了你。
三
就在昨天，我的朋友师北宸写了《也谈「差评」事件 | 很庆幸，我是最后一代传统媒体人》，同样提到了选择的重要性：
斯皮尔伯格拍《头号玩家》已经70岁了，可是一个70岁的老头儿依然能拍出点燃95后、00后观众的电影，一个在画面出场一秒、肉眼几乎不可见的角色，他依然要把这个角色的造型原汁原味做好，这样的角色有一二百个之多。
他得把这些角色的版权一个一个全部谈下来，而且得按照原作，做得一模一样。
正是这些细节，造就了他的诚意。
四
我倾向于认为：能不能看到选择，这是智商和能力问题；看到了选择敢不敢选择，这是良知和勇气的问题。所以下次，在说“我是被迫的/我也没办法”之前，先掂量掂量自己的智商、能力、良知、勇气，是个不错的办法。
什么，你不相信？那么我再多说一点罢。
古巴导弹危机中，军方摆出“哪怕打到最后，美国只剩两个人，苏联只剩一个人，那也是我们赢”的强硬态度，得到的是个充满智慧和幽默的答复：
那么，你怎么保证我们剩下的正好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