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留学管理层——“驻洋肄业局”的“总办”、“帮办”，必须统一思想——出去之前就要秉持相同的“办学方针”，而不是出去之后再慢慢儿地磨合。异议者，再能干，也不给插手这个事儿的机会。
就是说，本时空，容闳之流是不可以碰小留学生了。
对外，直接和美国政府打交道；对内，一切交由利宾负责——这个，上次利宾陪“南非花旗矿业公司”候任总经理拉克鲁斯到天津来的时候，关卓凡已经交代过了。
其次，是宗教信仰的问题。
关卓凡对美国人说，中国政府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嗯，你们懂的，如果小留学生们改宗洋教，必然失去政府高层的信任——“政府高层”，呃，可不止我一个人哦。如此一来，必危及甚至破坏整个小留学生计划。这种因小失大、“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儿，绝对不能做。
美国人承认关卓凡说的有道理，虽然不情不愿，但在关卓凡的坚持下，还是同意把这一条写入“备忘录”，承诺不对小留学生做任何形势的宗教灌输，并同意，如果发现小留学生改宗洋教，中国政府立即予以召回，美国政府不持异议。
再次，是住宿的问题。
关卓凡认为，初到美国，将小留学生分散到当地人家住宿，依然是有必要的——这对于小留学生尽快跨过语言关，有着不可移替的作用。但是，负责接待的人家。要好好挑选——说到底还是宗教的问题。美国人并不是都信教。信教的也不都是狂信徒。总能找到合适的人家——不信教，或者虽然信教、但对于“传播主的福音”态度温和、不以为甚。
到了礼拜天，就将小留学生集中起来，或者补习中文，或者进行远足、郊游之类的集体活动——这样，接待人家就没有机会带他们去教堂做礼拜了。
事先，要对小留学生和负责接待人家都做足够的“国情教育”。小留学生们不消说了，主人家那边。至少要教他们明白，除了不好随意“传播主的福音”，一见面就抱着中国来的的孩子左啃右啃，呃，也是不大合适的。
跨过语言关之后，就改为集中住宿。
适当调整“中学”课程，要想出法子，使之变得更加有趣、生动——至少在形式上。这样，相较于“西学”，不至于叫小留学生感觉到过大的落差。不至于产生逆反心理，出现原时空留美幼童“厌弃儒学”的情形。
关卓凡打算在这上面很下一点功夫。说不定，能以小留学生的“中学”教育为突破口，找到一条可以行之于国内的“教育改革”的路子呢。
意义重大，意义重大。
如此这般下来，这个小留学生计划，应该就不至于如原时空那样半路夭折，而是能够始终其事了。
关卓凡不排除，小留学生计划，还会遇到眼下估计不到的、原时空未曾记述的困难和麻烦，但是，他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后世的史家，对“留美幼童”计划的必要性，是有争议的，主要是觉得花费太钜，见效太慢。
关卓凡认为，类似计划，放到二十一世纪，肯定是没有必要的。可这是十九世纪中叶，中国虽然勉强睁开了眼睛，但依旧迷离朦胧，庞大的身躯，依旧臃肿疲惫，因此，这个计划，绝对是有必要的。
这个时代的中国，最开通的人士，最出色的人才，如郭嵩焘、李鸿章之流，也没有接受过最基本的近现代的科学文化教育，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相对于中国目前亟亟以求的工业化、近代化，依然有着结构性的缺陷，而且，几乎无法后天弥补。
一张白纸才好画图，远赴异域的小留学生们，归国之际，将是中国第一批不存在这种结构性缺陷的人才——这样的人才，一万两银子买一个，怎么能说太贵了？
还有，十五年听起来长了一点儿，但以历史的维度看，十五年之后，中国依然处在工业化、近代化的“初级阶段”，正是对人才需索孔亟的时候，怎么能说费时太长了？